正不知该怎么跟母亲讲这个理呢，石头把我捅醒了，该我上岗了。我提着枪，满脑袋的官司，睡眼惺忪地来到了院门外的一棵树下，蹲了下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黑影，弯着腰，在月光下快速地向着我们的住地移动。我一激灵，冲着黑影大喝一声：“口令！”黑影立即趴倒在地，不予回答。我举枪向着来人的方向开了一枪，便飞快地跑回了院子。
班长听到枪声跑了出来，问我：“怎么回事？”
我告诉他：“可能是敌人，就在外面。”
班长扒住墙头观察了一会儿，即刻命令：“准备战斗。”
天蒙蒙亮，敌人围了上来。班长看清楚了，这是国民党的地方靖卫团，虽有百多人，但战斗力不强，遂吩咐道：“听我命令，等敌人靠近了再打，要节省子弹。”
天大亮了，在我院门正前方100多米处聚集起了几十名身着黑衣的敌兵，半蹲在地上，用枪瞄着我们。其中一人站立起身，扯开嗓子喊：“院子里的人听着，我们是县靖卫团的，你们出来，我们团长有话跟你们说。听见没有？”
我们不理他。他又喊：“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给你们活命，快出来。”
我们还是不予理睬。敌群里走站出一瘦子，叫道：“你们再不出来，我们就打啦！我数5下。1、2、3、4、5，还不出来？好，开枪，给我打！”
“噼噼啪啪”，敌人开枪了。枪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我们低着头，根本不理他。
见我们一枪不还，毫无反应，敌人以为我们害怕了，叫喊着：“冲啊！抓共党啊！”乱糟糟地扑了上来。眼看敌人跑到距我们只有20米处了，班长才下令：“打！”一阵枪响后，七、八个敌人倒了下来，活着的拼命往回跑，趴在田埂土堆树干和房屋后面，躲藏起来，远远的向我们放枪。我们留下一人观察，其余人就地休息，喝水，吃早饭，打草鞋，擦枪，该干什么干什么，就不把靖卫团当回事。到中午时分，靖卫团又开始向我发动进攻，可当他们跑到距我50米处就不敢再往前跑了，伏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前爬。班长端起枪，瞄准敌人像打兔子一样，一枪一个地打。班长枪法好，枪枪命中目标。我们全班人都扒在墙头上看，也不打枪，就随着班长的枪响，高声地呐喊着：“枪毙了一个。”“又枪毙了一个。”“再枪毙一个。”“打得好啊，把他们都枪毙了！”“别让他们跑了！”敌人被打怕了，爬起身兔子似的逃了回去。在200米外，修筑临时工事，与我们对峙起来。我们人少，也只能固守。
第二天清早，我们发现，敌人竟悄悄地撤退了。
当我们又进入村子的时候，村子已经认不出来了。满地的狼藉，震天的哭声。“瞎子”的母亲颤颤巍巍地跑来，拉着我们来到了村子中央的场院。场院里躺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尸体旁趴着一堆堆的人在哪里哭天喊地的嚎哭。班长大惊，问：“这几个人是谁？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瞎子”母亲哭着诉说：就是分东西的那天夜里，谢老爷的大公子花钱引来了靖卫团。一进村就挨家挨户地翻箱倒柜，明里说是“搜赃物”，其实就是在抢东西，把整个村子洗劫一空。顺带着把女人们也洗劫了。村里略有姿色的女人无一幸免，全被糟蹋了。靖卫团抓住了“瞎子”、“呆子”几个拿了谢老爷家东西的人，把他们五花大绑地押到了谢家大院。“狗子”当晚拎着一包绸缎衣服去会邻村的江寡妇，侥幸躲过了一劫。谢老爷说，不守祖宗规矩的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必须杀一儆百，以儆效尤。叫以后的人都懂得要敬畏祖宗，要守规矩。谢家大少爷随即领着人把“瞎子”、“呆子”他们几个绑在了门板上，抬到了场院。大少爷拿着剔肉刀，一刀一刀地抽掉了他们身上的筋，又把滚烫的猪油灌进了他们的喉咙，到最后还剥掉了他们脸上的皮，说是要让他们没脸见祖宗。“瞎子”、“呆子”他们几个活活的疼死了。“瞎子”母亲的话还没说完，班长就已经是气得七窍生烟了，下令：把谢家的男人全部抓起来。大少爷见势不妙，一早就跟着靖卫团跑了，谢家的成年男人就剩了谢老爷。
我们抓住谢老爷，召开全村大会，宣告了他的罪行，当众把他枪毙了。是胡有财执的法，拿着大杆的火铳枪，照着脑袋打，把谢老爷的脑袋都打没了。随后，又把谢家老少全部赶出了村子，净身出户，连根针都不许带。由之，村子里一下子就炸开了，人都像着了魔一样，斗争意识急剧膨胀起来，连老婆婆都跳着脚地要“革命”了，火急火燎地嚷着要闹“苏维埃”。命大的“狗子”不知从哪儿又冒了出来，死皮赖脸地拽住谢老爷的小老婆，连哄带吓地往自家拉，想给自己留下当媳妇。小女人拧着身子站在路边，哭得泪人似的。班长见了，冲着“狗子”怒声斥道：“你就不怕她给你下药？”给挡住了。村里成立了农会、赤卫队，“狗子”和他的伙伴们有的当了农会主席，有的当了赤卫队长，由他们带头，很快就把谢家的浮财——衣服、家具、犁铧、牲口全分了，谢家的地也随之分了。当然，不可避免的，“领袖”人物往往要分到好一点的地和更多的东西，谢家大院也自然地让“狗子”们住了。我们很难去责怪他们，谁让他们有功呢？且往后还要依靠他们去推进工作，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看着这争论不清的问题竟是这样简单地迎刃而解了，秀才只有目瞪口呆。
土地分下去了，它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无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立刻就认定了红军，并把他们自己与红军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红军真正成了贫苦农民自己的队伍，成为保护农民现实利益的依靠，农民开始发自内心地支持红军：把他们的好房子空出来让给我们睡，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千方百计地照顾我们的伤病员；敌人有什么动静，马上就告诉我们；我们一打仗，农民群众就会自动地来帮助我们，做向导，带路，运送食物弹药，抢救伤员，聚在山上敲锣擂鼓，摇旗呐喊助威，就希望我们打胜仗，好保护他们新获得的土地。年轻人一经动员就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家里的老人婆姨也少有拖后腿的。从此后，我们才真正感觉到有了一个无论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根据地，而这个根据地就是人心的拥戴。土地革命是**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1930年上半年，红军和土地革命进入了它的全盛期。2月，成立了统一领导赣、闽、粤地区各项工作的前敌委员会，**任书记；同时将赣南、赣西、湘赣边的**组织合组为赣西南特委。新组建的前委按照中央关于“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夺取江西全省的工作方针。为配合新的斗争需要，是年3月，我们团与江西永新、泰和、吉水等地的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刘铁超为军长，甄老师担任了军政委，我们连长升任营长，张班长任排长。不久，我和石头也担任了班长。秀才调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胡有财去了前委保卫局。
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围在油灯下，一边打草鞋，做手套，补衣裳，学写字，一边唱着歌：“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工农们，团结起来啊！”张排长悄悄走进屋，示意我出去。我跟着排长来到了一棵大树下，二人席地而坐。排长说：“好久没和你谈话了，咱们随便聊聊。你是哪里人？家在哪儿？”我告诉了他。
“家里还有人吗？”
“父亲早就去世了，家里就有妈妈和一个妹妹。”
“离家这么长时间了，想不想家？”
“家还是想的，但家离的太远了，想也没用。”
“你对参加红军后悔不？”
“不后悔，红军是解放穷人的，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我不后悔。”
排长满意地点点头，转入了正题，问：“愿意不愿意加入**。”我很奇怪：“我参加红军都一年多了，我还不是**吗？”排长耐心地解释道：“参加红军不一定就是**员，只有英勇杀敌，努力工作，遵守纪律，不怕牺牲，真正信仰**的人才能成为**员。”我恍然大悟，忙说：“那你一定是**员了，营长也是吧？”排长点点头。我知道了，连队里那些平时工作样样走在前头，打起仗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最勇敢，最不顾惜自己生命的人，就是**员。我说：“我愿意成为**员。”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月儿特别的圆，特别的亮，高高地悬挂在东方，照得大地一片银白。风静静的一丝儿都没有，鸟儿都入睡了，人也都睡了，万籁俱寂。在连部，我和石头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我们的入党介绍人是谭修隐营长和张平排长。当我们共同唱着《国际歌》的时候，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事业的神圣，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更捆紧了我与营长、排长和石头间生死相依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