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运气好，终于逃出了城门，跑到了城外。城外到处是三五成群，散乱溃逃的红军，一个个的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所幸城里的敌人没有追出来，他们关上了城门，远远地在城墙上向我们放枪。我松了口气，跑到敌人射程以外的地方，实在跑不动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远处山坡上有两支军队正在撕杀。举着红旗，拿着大刀的队伍非常勇猛，像山火一样“呼呼”地卷向对方，一路的掩杀过去。对手招架不住，像落潮一般，节节败退，渐渐的败走远去。
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转过身，发现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小老头，干瘦干瘦，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片，灰头土脸的，坐在地上，哈着腰，像得了哮喘病一样，正张着大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忘了自己的倒霉样，反倒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于是没话找话，问他：“那拿大刀的是哪个部队？还真厉害。”他抬头看了看，一字一喘地说：“是红五军团的。”
“你怎么知道是五军团的？”
“除了他们，没别人。要论耍大刀，谁也打不过他们。今天啊，要不是有他们在，我们就让人家给包饺子了。就算是你腿快，跑出了城门，你也逃不过在城外被人一个个的抓去的命。唉，这仗打的。本就不该打嘛，瞎干，蛮干。”说完，低下头，摘下眼镜，用手帕使劲地擦着。
这个小老头，其貌不扬，口气还挺大。怎么我在七军没见过他，于是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团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小老头说：“哦，我是一师的，我叫黄克诚。”
我一听，是三军团一师顶顶有名的黄政委——尊号“黄老”，外号“黄瞎子”。吓得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报告黄政委”
还没等我站稳，黄政委一把就把我给拉下来了，说：“坐下坐下，都什么时候啦，还来这一套。”真没想到，黄克诚这个师政委也和我们一样的狼狈，甚至比我们还要不堪。
我问黄政委：“怎么敌人有这么多啊？”
他皱着眉头说：“是啊，真怪，越打越多。”
“我看从新城冲出来的白军是新上来的部队，劲头足得很，跟小野猪似的。”
黄政委点点头：“我看也是，凶得很，挡不住。”
我心有余悸地说：“差一点就出不来了。”
黄政委回看城池，说：“也不知道城里围了我们多少人。我们一师全进去了，三军团几个师的人马都进去了，这回损失可大了。”继而又焦虑地说道：“唉，你说这侯师长也真是的，跑到哪里去了？进城就没见到他，找也找不着。唉，都怪我。我这眼睛啊，瞎子一样。”
我觉得奇怪：“黄政委，您眼睛不好，您是怎么跑出来的？”
黄政委把头向不远处的几个战士一歪，哼哼道：“怎么跑出来的？我是让他们给硬架出来的，拎胳膊揪腿，连拖带拽，跟抬死猪似的，活活的给弄出来的。”
我想象着“黄瞎子”被众人抬着逃命的情景，就觉着是那么的有趣，于是忍不住笑着说：“我说嘛。我们腿脚利落的小伙子都跑不出来，您这个老同志倒能跑出来，没人帮着还真是不行。”
黄政委一听我叫他“老同志”，不干了：“哎，你这个小同志，我老吗？我才多大岁数，我还不到30岁呢，你管我叫‘老同志’？”
我知道说错话了，赶紧歉意地说：“黄政委，我看走眼了。您不老，是我老。哦，不不不，我也不老，是我跑晕了，眼花了。主要是听别人都管您叫‘黄老’，我就以为您老了。其实不老，真不老，怎么看都不老。对不起啊。”
黄政委看我的窘样，也不追究了，问：“你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啊？”
我回答：“我叫汪秀林，是红七军的。”
“红七军的？”黄政委戴上了眼镜，隔着厚厚的玻璃片定定地看着我：“你满口的湖南腔，明明是个湘伢子嘛，怎么跑到红七军去了？”
我老实说：“我是湖南人，是湘西出来的，原来是在红二十军，部队改编以后才到的红七军。”
“红二十军的？哦，怪不得呢。我说怎么广西的部队会冒出了个湘伢子呢。”俄顷，又问：“哎，有个事情我就想不明白，你们军怎么出了这么多的ab团啊，一个军的干部，就没一个好人，都是ab团？”
我一听，心就闷了，瓮声道：“怎么没好人？都是好人，我们军上上下下就没有坏人。”
黄政委看看我，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慢声道：“我在三师的时候，也抓过ab团。开始的时候我还真把那些同志当ab团了。可越抓越多，就觉得不对劲了。再一复审，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ab团。我把抓来的人放了，可刚放出来，他们在后面又把人抓起来杀了。真是岂有此理！哪里来的ab团嘛，天大的怪事。”在我们对话的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就在不久前，就因为黄克诚反对在自己的部队里，以ab团的罪名捕杀部队的干部，被扣上了“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给抓了起来，在即将押往刑场处决的时候被彭德怀知道了。彭德怀一听说“黄瞎子”就要身首异处了，急得火烧火燎，从前线飞马赶到肃反委员会，一通的拍桌子瞪眼，又是咆哮，又是怒骂，雷霆霹雳般，楞是从刀口下把黄克诚这个死刑犯给救了下来，这才给日后的共和国留下了这一员铁骨铮铮的大将。
此时，溃散的士兵已经一股一队地自动汇拢起来，各自寻找着自己的部队，各自整理好队伍，在向后方撤退了。此刻的黄政委，气已经喘匀了，人也缓过劲来了。他四周看看，而后用手撑着地，慢慢站起身，拍拍身上头上的土，对我说：“小同志，你看看，大家都走了，咱们也走吧。这一仗啊，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回去该好好的点评点评，总结总结了。这都打的是什么仗嘛。哼。”见我不动，就走近我身旁，拍拍我的脑袋，对着还在忿忿的我，慢声劝道：“ab团这事情，你不要想那么多，也别自己在那里生闷气，它早晚是要弄清楚的。”
“会弄清楚吗？”我仰起头看着他，满怀希望，又不太相信。
“会的，一定会的。汪秀林同志，我郑重地告诉你，你要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组织，相信我们的战友和同志，一定会有一个公道的说法的。”
“是。”我激动，赶紧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向黄政委敬了一个礼。
黄政委伸出手，和我握手告别：“咱们后会有期。”
战后我们才知道，在城破的头一天，18军派出4个团的兵力潜进了新城；而正当我们在城里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敌人又来了二个师的援兵，城外的枪声就是18军援兵打的。如果不是红五军团及时赶到，用大刀拼死阻住了援敌，我们攻城的部队将会全军覆没。赣州一役我们打了个惨败，三军团损失了数千人，一师的侯中英师长被敌人俘虏后杀害。作为主攻部队的红七军更是伤亡惨重，部队损失几近一半，全军情绪低落，军长更是痛苦万分，一叠声地问：“为什么要打赣州？为什么要打赣州？”
警卫连的连排长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战斗骨干，都是**员，都是从广西一路打过来的老兵啊。原180人的连队只剩下50多人了。军部提拔我和石头当排长，我们不干，军长知道后把我们叫到屋里，厉声问：“为什么不愿意当排长？是不是怕死？”我们回答：“我们不怕打仗，我们也不怕死，我们是不想背上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名去死。”军长明白了，缓声说：“部队缺人啊，怎么办呢？我也不愿意当这个军长啊，可大家都不愿意当干部，这部队不就散了吗？总得有人干啊。”我们不想让军长为难，只好接受了排长的职务。
赣州之役失败后，红三军团拉到赣江西岸休整，部队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可红七军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充，一个军只剩下1千多人，军长为此非常恼火。
不久，让军长更为恼火的事情又来了。军长的老部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杨遇春叛变投敌了。
杨遇春投敌的原因是有代表性的。杨遇春出身于江西瑞金的地主家庭，在苏区开展的消灭地主运动中，他的父母和叔伯全家被捕杀，家产全部没收，杨遇春因此极为不满，继而叛变投敌，带着国民党的军队来打红军。龚楚军长心底里是同情杨遇春的，他不赞成土地革命中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更反对打土豪分田地中的暴力行为，为此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屡受批评，情绪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