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军事转移，从它的行为过程——2万5千里的艰难跋涉，从它的行为主体——英勇卓绝的红军将士上看，堪称史诗；但从它的主观战略意图和实施策略上看，实在是一个历史上少见的荒唐蹩脚的军事行动。制定长征计划，并在开始阶段组织领导长征的是中央“最高三人团”，即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小集体。博古主导政治，李德管军事，对李德满腹疑怨的周恩来负责贯彻落实。就是这三个人构筑了一个无能的领导体，导演了一场令自己的敌人兴奋不已的悲剧。
转移的初衷是因为在中央苏区呆不下去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和扩红，青壮年男子全都动员当红军了，田地无人耕种都荒芜了，生产停顿了，苏区一贫如洗，已经养活不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了，即便敌人不来围剿，红军也必须另辟根据地。“三人团”的最初打算是到湘西，与在那里活动的二、六军团会合，以为如此就可以躲过国民党军的围剿，就可以生存，其实这完全是逃避现实的一厢情愿。1934年8月，作为中央红军转移的先导，红六军团9千人马在任弼时、肖克等人的率领下，离开湘赣苏区向湘西地区出征，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到10月24日与贺龙率领的红3军会师后改称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会师，此时红六军团仅剩下3千3百人，两军加在一起只有8千7百人。1935年2月，二、六军团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迭遭挫折，不得不北渡长江，到鄂西寻求生机。9月，又在敌人的进攻下被迫离开鄂西开始长征。中央红军即便按计划成功与二、六军团会师，交战中的弱势地位也不会得到改变。特别是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作战条件只能是更为不利，根本解决不了红军生存的问题。
从战略目标上看，长征实际上就是一次仓皇的败逃，是毫无成算的赌博，是盲目的流窜。即便是后来在黎平会议上**竭力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提出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继而在遵义会议上先是要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后又改为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在两河口会议上再次变更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也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到了俄界会议，**甚至有了部队被打散后到白区去的打算。红军长征把最终落脚点放在陕北，是在进入甘肃后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在陕北居然还有一块红军的根据地，或许可以落脚。可到了陕北，**发现陕北实际上是被张国焘的老部下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所控制，**心里打鼓，不知道徐海东会不会听自己的，试探性地向徐海东提出借1000块大洋，结果徐海东给了5000块，**一块石头落了地。可安顿下来不久，又要离开，意图渡黄河东征，沿太行山向山西、河北、绥远发展，陕北贫瘠的土地养活不了大军。面对急速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征打了一半就不得不撤了回来。回来后又西征打宁夏，企图借此打开一条通往苏联的通道。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调集大军欲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灭红军。红军不得已，又打算南下鄂豫皖，实在不行就西向与预留在甘肃的西路军会合。而最终结束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不再进行长征，则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归功于西安事变，甚或是归功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多少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是偶然性的命运安排，决不是深谋远虑后的成功范例。一个关乎生死的战略大转移，竟然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和周密的策划，单从这一点看，长征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不足称道的盲动。
从长征的组织实施上看，长征更像是一次仓促搬家，而不像是一次军事行动。8万6千多人的军事大转移，在行动之前居然没有适当的军事动员，除了中央有数的高层人士外，所有的人，包括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及各军团首长都不知道部队为什么要有这一次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什么？要在哪里结束？将士们不知道为了什么军事意图去行动，不知道如何实施军事计划，是不会产生作战的坚强意志，焕发出战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因此也就很难取得期望的军事效果。其次，在敌人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带着男女老少1万4千名非战斗人员，挑着2千副担子，抬着苏区党政军部门的全部家当，几乎是要把能搬动的东西都带上，则更是把战争当儿戏。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兵贵神速”，扶老携幼，呼前唤后，驮着一堆堆的坛坛罐罐，怎么打仗？最后，在行军布阵上，亦可看出指挥者在军事上的蠢钝和无知。把党政军首脑机关编成2个纵队，走在中间，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在两侧护驾开路，后面分别跟着新组建的八军团和九军团夹在两边，最后是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浩浩荡荡，样子很好看，可这种抬轿子式的战阵更像是一次天子出巡，根本就是被动挨打的架势。红军长征的开始阶段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愚蠢可笑的方式下进行的。
有人说李德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套的，我就不赞成，他的军事素养，我看就不如红军的一个排长，什么样的队伍放在他的手里都要打败仗。尽管他是德国人，尽管他在苏联的高等军事学府念过书，考过好的成绩。就是在他的身上，让我看到了外来和尚的不高明处，看到了机械工业对人的思维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看到了一个脱离实际、不知变化、缺乏必要知识的领导者所能造成的祸害。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受欺辱，没有了自信心，使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洋人洋务了，不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就是妄自尊大，排斥“异端”，以致到了今天，依然有人貌似公允，要为一身具有此二种特性的国蠹慈禧、李鸿章说“公道”话，去表示睿智的理解和同情。把玩龌龊，欣赏污垢，从中寻找出娇艳和优容，还自以为高明超群，这也是一种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