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每年有杀年猪的习惯，而杀年猪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立冬过后，只要听见有猪的叫声，孩子们总会去看热闹的。看着猪在大人们的挟持下挣扎的样子，男孩子们总是笑嘻嘻地看着屠户杀猪，而女孩子们则会把脸转到一边去，直到猪没有了一点声息，才把头转过来看大人们忙乎。
那年，我家因为修房子用钱，就把猪都卖了，就剩下一头老母猪和一对还没长大的仔猪，看到看到就要杀年猪了，我们姊妹四个都焉汤寡气地。那年玉米的收成不是很好，一过立冬，按猪尾巴（杀年猪）的就开始了，半个月不到，生产队里就按翻了二三十个猪，馋得我们不得了，尤其是最小的弟弟，去守着就不想回家，最后不是被我们硬拉回去，就是被母亲用白蜡条子逼着才回去。
那天，又听见猪叫声，弟弟嘟嘟地就跑出去了，不一会又跑回来了，原来是棒客婆家杀猪，弟弟怕棒客婆的几个大孩子，就不敢去，远远地望了一会就回来了，母亲正在给刚下崽的母猪推汤（用石磨将玉米磨碎，再用大火煮，最后在石磨上磨成浆），弟弟吮吸着右手大拇指，可怜兮兮地守着母亲，母亲因为忙乎着，没有怎么搭理他。
“妈也，棒客婆他们家都杀猪了，我们杀不杀呢？”弟弟耐不住性子问母亲。母亲轻轻地说：“我们没有喂得有，拿什么来杀呢？”
弟弟不服气：“圈上喂得有一个大的嘛！”母亲解释：“那是老母猪怎么杀？”
“哦，是老母猪，杀不得的，是吗？”弟弟喃喃地说。“对，老母猪是杀不得的，杀了拿什么来出猪儿子呢？”
弟弟静静离开母亲，来到堤阳坎上，一屁股坐在一个木墩上，一句话都不说。直到父亲中午从外面回来，他都没有挪动过他的屁股。父亲问他，他也不回答。后来，还是母亲告诉父亲是怎么一回事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从父母的房间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夜很深了都还没停。第二天早上，父亲又到猪圈前看了又看，最后又给母亲说了什么，只听见母亲说：“就是小了点，恐怕还没得一百五十斤重哦。”父亲顿了顿，果断地说：“管它多重，还是杀嘛，你看娃儿们多可怜，天天去守到人家还是不好，就老鼠大，自家还是杀一个嘛。”母亲想了想：“那我就开始用粮食喂了，喂个个把月，多少有点肉气了。”父亲说：“你看着办嘛，我去开会去了。”说完就走了。
当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最高兴是我和弟弟。哥哥担忧地说：“我们修房子还差钱，杀了猪，明年的钱还够不够哦……”母亲说：“你们伯伯（父亲，当地称父亲叫伯伯）说，明年再说，再穷还是得过年嘛。”因为是父亲作的主，杀年猪就成了定局，我们姊妹四个又有了精神。冬月里，天气降温得厉害，母亲告诉父亲“要不，把猪杀了吧，再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父亲说：“是啊，冬至不杀猪，枉自在世上谷（活）！后天杀，明天我去砍点柴回来。”
杀猪那天，我的任务是去接外婆和继奶奶及几个姑姑、叔叔，弟弟就在家，姐姐烧锅，哥哥给杀猪的爷爷打下手，父亲负责扭纨子（挂肉的绳子），母亲负责到地里割菜、洗菜。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黑猪已换了一身白色的衣服，被挂在屋檐下的一根木头上了。弟弟站在屋檐下，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一身雪白的猪倒挂在木条上，喉头不时还有动几下，想是谗得厉害了。母亲从外面回来，见弟弟如此，心一酸，泪就在眼角打转了。到厨房放了菜，母亲把弟弟从还未开边的猪旁找回来，一边打趣说：“你们看，幸亏还决定杀猪了，哪怕是老鼠大也说是杀了，要是不杀猪，这孩子们可怎么过哦？恐怕是天天都要去守着别人家了……”自从杀了猪，弟弟再也不出去了，每天就坐在火盆边，熏腊肉，望着滴答下来的盐水和逐渐变黄的腊肉，弟弟终于自豪地对伙伴说：“我家也杀猪了，现在有好多好多的肉，不稀罕你们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