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一打三反运动已进行了两、三个月了。
一天下午快下班时，秦天珍找到焦亦石，说：“为什么军代表和工作组不追究车间战斗队头头们清队时搞扩大化的错误？”焦亦石似乎早已考虑过此事，说：“在极左盛行的时期，那次运动没有扩大化？只要不死人，就不会追究。但我可肯定，对反动势力在我们车间的打手或爪牙，军代表和工作组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讲我们车间是反动势力的基地、黑窝。”秦天珍心有不甘地说：“我就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焦亦石说：“古人早就说过，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只是迟早的事。”
进入1971年2月份后，一天召开车间大会，驻车间的军代表在大会严肃地说：“在我们车间，存在着一个地下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在政治上积极配合工厂的反动势力迫害群众，在生活上专听那些靡靡之声、看黄色书籍，向往资产阶级糜烂生活、谈论低级下流的东西，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更为严重的是，竟敢多次偷听敌台。这个地下俱乐部有组织有名称有职务有分工，它就是以巫温兵为首的‘大爷委员会’！”
随即，“一打三反”工作组施组长站起来宣布：“大爷委员会的头头和骨干巫温兵、曾文飞、程里南、成扬、葛槐、武民丰站起来！”
这些人一个个规规矩矩站起了，施组长接着说：“曾文飞、程里南、成扬已在学习班，从现在开始，巫温兵、葛槐、武民丰进学习班，你们要老老实实交待大爷委员会的纲领、组织、成员、活动等一切情况，不得有任何隐瞒。听清楚了没有？”
那几个人回答：“听清楚了。”
施组长宣布：“把他们带去学习班！”事先安排好的运动骨干，两人押着一个地离开了会场。
那几个人带走后，施组长继续说：“还有大爷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散会后你们要分别地主动地写交待和揭发材料，相互间不许串联，越早越主动越彻底越好，不要等到我们来找你，我们来找你，你就被动了。好了，会议结束，散会。”
晚上在寝室里，范少平、赵师傅议论“大爷委员会”的事情。在车间上班时，很多话是不方便说的，在寝室，说话就较随便些。特别是他们三人，近两年住在一起，彼此还是合得来、信得过的。
范少平讲：“以前没听说有个‘大爷委员会’嘛，到底是咋回事呢？”赵师傅说：“散会后，我听有些人议论，说确有这个‘大爷委员会’，但具体的他们也说不清楚。”范少平就问焦亦石：“焦亦石，你来车间较早，应知道些情况，说给我们听听。”焦亦石本在看《电工学》那本书，这时抬起头，回想了一会，说：
“据我所知，那是69年的元旦的前一天吧，那时我已被揪出来了，不再同那些同学打交道，虽然我把床铺挪得离他们远些，但毕竟都住在小厂房内，他们的活动和说话，我还是知道的。
“那天巫温兵等人正张罗着元旦会餐，几个人七嘴八舌议论着菜单，刚好有个姓刘的学徒工来他们处玩，见他们围在一起，就问‘你们这班大爷们在干啥呢？’姓刘的是东北人，平时开玩笑常称别人为‘大爷’。其中武民丰平时跟他常开玩笑，就说‘大爷们在研究菜单。’
“待到菜单拟定后，有人提议菜单应有名义落款，武民丰就说‘那就写大爷委员会吧’，他就写上了这个落款，旁边的人就哄堂大笑，并说‘大爷委员会好’。这张菜单贴在墙上有些时日，车间有些人看过，自然对大爷委员会有印象了。”
范少平又问：“那工作组施组长讲的那些问题是有的吗？”
焦亦石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住在厂房时间不长，人也较多，大家说话不会太随便的。施组长讲的那些问题，若有，估计也是他们搬到宿舍大楼后近两年的时间发生的。不住厂房后，我就同你们住一块了，根本不同他们打交道，所以不知道他们的那些屁事。”
范少平笑说：“好在你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少了麻烦。”
焦亦石自嘲道：“人说因祸得福，我是因祸免灾吧。当时我是批斗对象，没有资格参加他们的会餐，后来他们对我也是避而远之，应是划清界线吧。说心里话，我真乐得同他们疏远，对巫温兵这种政客式的人，我不可能同他们走到一起。并不是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时他搞了我，在此之前，我同他也是没有交往的。”
大爷委员会的几个骨干进学习班后，军代表和工作组组织车间群众分班组分别对那几个骨干进行批斗，每个班组批斗一个，第二天又交叉换人批斗。工作组的人讲，不让他们在一起接受批斗，是避免他们相互了解情况，产生串供的可能。批斗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批判的内容基本是军代表在车间大会上宣布的那些问题，批斗会只是一种声势。
之后，车间里又有三几个同李炳汾和邵秋生走得近的师傅被揪出来开会批斗、办学习班，工作组长在对他们的批斗会上讲，要彻底摧毁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
而对大爷委员会里的那几个骨干却很长时间没开批斗会，但那些人也没从学习班里出来，工作组和运动积极分子看起来却更是忙碌似的。在车间里的小房间内和山洞里的小房间内，常有大爷委员会里的那几个骨干被带进带出，有时早上上班时他们从山洞里出来，车间看见的人会悄悄说“哟，他们又干了一个通宵了”。
近两个月后，车间召开大会，军代表和工作组长脸上都冷若冰霜地坐在那里。一会儿，积极分子陆续将大爷委员会里的那几个骨干押进了会场，军代表朝工作组长点了点头，工作组施组长站起身，严肃地说：
“今天召开车间大会，是声讨反革命地下俱乐部——大爷委员会的滔天罪行。前段时间，我们还认为大爷委员会只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地下俱乐部。现在，经过深挖狠揭，我们已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三反言论，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大爷委员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地下俱乐部。下面，声讨开始。”
事先安排好的五个积极分子逐个上台声讨发言。由于三反言论是不允许扩散的，发言人的发言基本是声讨口号，下面听的人们并不知大爷委员会的那几个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三反言论。但既然军代表和工作组都讲得那么确切肯定，那就是无疑的了。
焦亦石在坐位上，看着眼前这个场面，脑子里却极快地浮现出巫温兵等几个人以前斗夏常吉或其他人的情景，禁不住暗叹：阴阳轮回，道也。
第二天上午，焦亦石干完了活，正打扫机床，秦天珍走到边上，有些不满地说：“昨天斗巫温兵他们，你为什么没冲上去呢？”
焦亦石头摇了两下，说：“类似这样的场合，不是我这种人表现的地方。再说，一个人被狗咬了，总不能反过头去咬狗吧？”秦天珍是那种直率的人，听后立即“嗬嗬”笑起来了，说：“有道理，有道理，只有狗咬人，没见过人咬狗。”乐阿阿地走了。
到1971年10月，“913”事件后，军管人员和工作组撤离，工厂党组织恢复，厂党委和各车间科室党支部主持工作。新调来的车间党支部书记指导员魏胜昆在车间大会上宣布对大爷委员会的处理决定：大爷委员会定为反革命地下俱乐部，为首的巫温兵定为敌我矛盾，骨干成员5人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普通成员3人定为犯一般政治错误。
处理决定宣布后，那几个人的学习班也宣告结束，恢复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焦亦石邀上成扬来到蝴蝶水库边，坐在水旁的石头上，在经过近一年的风雨后，两个能互相敞开心扉的人才又坐在了一起。
焦亦石口袋里装了不少葵花籽，他抓了一把给成扬。成扬接过去放在了石头上，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朝阳桥”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焦亦石，焦亦石摇了摇手，成扬便自己叼到嘴上，打着火抽起来了，在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后，说：
“我在学习班的收获是学会了抽烟，苦闷时一天可以抽两包。”
焦亦石嗑着葵花籽，说：“我完全能理解，人在烦闷时就会想到抽烟喝酒的。清队那会我也买过烟抽，不过抽得不多，一包烟可抽四五天。”
成扬伸出手掌给焦亦石看，“你看看，我的手指都变成什么样了。”
焦亦石一看，成扬的食指和中指已是黄褐色，显然是大量抽烟造成的，便安慰地说：“三年前，你安慰我时讲过大梦醒来是早晨，你也只当是做了场恶梦吧。你在厂专案组是有执行者的责任，那算不上什么大事，本已了结了的。可后来冒出什么三反言论，具体情况我们这些圈子外的人也搞不清楚，但我是不相信你会说出太出格的言论。”
成扬狠狠地抽了几口烟，将烟蒂扔到水中，气愤地说：“工作组的那个施混蛋，还有车间里那几个帮凶，威逼引诱，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更可恶的是巫温兵等人胡乱交待，拖人下水。”
接着，成扬详细地讲了他在学习班所受到的折磨和所谓三反言论出笼的经过，在说的过程中，他连着抽了三四支香烟。
听完成扬的愤慨长言，焦亦石说：“可以断言，时间会还你一个公正。清队时，工厂发生两大冤案，现在我们车间的这个案子，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这一年多来，我虽然是在这场斗争的漩涡之外，但也感触良多。热衷整人的人终究会被别人整，巫温兵就是例证。”
成扬深有同感，说：“对巫温兵我现在是看透了，造反整别人时，气壮如牛，一旦被整时就象没脊梁骨的狗，软蛋得很，并喜欢咬别人。以后不能同这种人打交道，否则，很容易被他出卖。”
焦亦石眼望着水畔被浪头冲击着的礁石，还有几只在浪潮中浮现的青蛙，用手一指，说：“你看水中的礁石，浪涛汹涌也好，风平浪静也好，它都默然处之，坚挺屹立。做人，要有骨气，要有正气。巫温兵这类人，象那些青蛙似的，喜欢在浪尖上跳舞，殊不知，潜在的危险有多少。”
成扬终于笑了，赞同地说：“你比喻得好，比喻得好，做人要象礁石，决不能象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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