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片刻，张汉卿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绝没有损害贵方利益的行为和打算。对中国政|府来讲，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敢将山东划出中国，吉田先生应该了解目前的民意。家父兵出山海关，也无非是借此机会入主北京，于贵方利益并无任何冲突之处。学良愿请双方保持互信，维持目前难得的安稳局面。至于奉军入主北京后，可以保证，贵方在华的一切现有状态均保持不变。”
这一举动也是事前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上日本对五四运动也并未作直接干涉，对亲日的段祺瑞政|府的最终倒台也并未作过多直接支持，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日本人，视张作霖为段祺瑞后最大的代理人。老张没倒，日本也就没有兴趣理会段祺瑞的死活----反正直皖大战后张作霖的地盘也扩大了。
既然现阶段大家还是按照原定的历史在走，那么只要把住不直接、不严重刺激日本的对华政策，至少可以暂时在国内不改变历史的走向。
只要化解了将来直奉战争的威胁，按照东北的模式治理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华北与西北，实力越大，将来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概率越大，当实力大到一定程度，最终和平统一中国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张氏父子在尽晓日本底牌时，敢于显出强硬一面，又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吃了颗定心丸，使得日本在其后的发展中，并未对局势做过多的干涉。
14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最近处抵达北京边境的密云。
这次战争历时仅五日，战中皖军东、西两路全线溃败，段祺瑞已如丧家之犬。
如此结局，让交战几方都觉得不可思议。
边防军算起来装备在诸方中最好，甚至比有经济大发展依托的奉军还好，竟然撑不了几个回合。这种不堪一击之势不应该是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西北边防军的真实水平。
其实倒不是他们战斗力不强，而是皖系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太不得人心，因此战斗意愿就低。
而且皖系本来强力对阵直系，奉系突然发难，严重干扰了其阵位判断也是一方面。皖系诸将在直奉两系的合力下意识到久战必败，也最终没能凝成一股绳，各自怯战，最终将无战心，兵无战意，不败才有鬼了。
不过这也是中国之福，皖系干脆利索地落败，倒也没让中华民族元气大伤。
不少人都劝说段祺瑞罢战为上，段也在犹豫，害怕战争责任的追究。因为奉系大有不依不饶之势，吴佩孚也发声说：“除皖系十大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余不计。”特别是徐树铮，当年曾枪杀直系要人陆建章，这笔帐不能不算。因此，吴佩孚表示：“赏十万元取徐项上人头。”
对此，《奉天时报》及时发声，认为“如能减少内耗而少夺将士之命，即于国家于民族为大功一件，当既往不咎。”张作霖也派人和段祺瑞联系，表示只要皖系军队向奉系投降，将确保相关人员的安全，张作霖将努力为之缓颊，这坚定了他停战的意愿。
段祺瑞曾经三落三起，对于自己上台下台之处境倒没有多少担心，反而对其手下大将徐树铮的处境非常挂念。张作霖当即大打包票，表示只要其本人未落入直系手中，他都将尽可能予以转圆。
能够让这位民国新晋枭雄如此礼遇，徐树铮真算是异数。不过他还真不怕自己的安然，知道大势已去及段祺瑞的想法后，怀着对吴佩孚等的愤怒，他即命令已在奉系围困中的边防军就近向奉系投降。既然左右是个输，怎么也不能尽把好处都给了仇人。在他想来，直系根深蒂固，吴佩孚手下的兵都是能打仗的，不扶持一把奉系，将来谁可匹敌之？如何再乘乱东山再起？
到7月18日，靳云鹏向段祺瑞进最后忠告说：“战争已完全失败，边防军战斗力已失，若不从速设法，恐三数日内，京中粮食问题将令全军不战自溃，至兵临城下，为时已晚，追悔莫及矣。”已安顿完毕的段祺瑞当即表示同意，便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
当天，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次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
皖系四大金刚兵败如山倒：两面派的靳云鹏因为曾给张作霖通风报信，所以他不怕；吴光新、傅良佐都丢下军队离开了；而徐树铮作为吴佩孚点名要处置的角儿，不得不自谋后路。他开始中变换行踪准备逃跑，先是冲进家门，然后又去银行取款，筹措风紧扯乎的路费。接着却冲进了书店，归还之前买书欠老板的书钱。
书店老板惊诧地说：“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你不快点逃命，还来还钱干什么？”
徐树铮笑说：“现在不还，怕以后没机会了。”
然后他从容前往六国饭店躲避，以谋东山再起。这种心机似海的军阀策士，也成为诚信待人、欠债还钱的模范顾客。他到了日本使领馆后还不忘风骚一把，赋诗一首来恶心吴佩孚，内云：“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趁着这股热劲，直奉两系不约而同地大捞好处：西北军、边防军被勒令就地停战，原先的对手，各自派人要求皖军向自己投降；直系主力云集洛阳和保定、奉系主力屯兵秦皇岛和承德，双方前锋都已经分驻南苑北苑兵营。只要一声令下，北京城将成为齑粉。
战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
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诸元老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他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7月23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
几天后，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又过了两天，曹锟马不停蹄地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同一日，总统徐世昌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撤消西北边防军名义。作为对张作霖的奖赏，他还颁布命令，撤销之前对张作霖的处分决定，恢复其“东三省巡阅使与蒙疆经略使、兼节制热河、察哈尔、兴安三省都统”的职务，尽管无论其恢复与否，张作霖都是当之无愧的东北王和西北主宰。
“护法运动”的最大障碍段祺瑞下台了，该进行南北和谈让国家统一了吧？孙逸仙、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等人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二次宣言，要求“北方应先废止中日军事协议及二十一条，南北双方预计于上海的和议方可继续”。
凭心而论，这是把难题留给北京政|府了。袁世凯在世时，携团结的北洋和远胜于今的实力尚对二十一条心有余悸无可奈何，现在一个分裂的中|央政|府哪来的胆气与日本叫板？何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让日本人退出吞下去的肉，明知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也亏得他们想得出来。
果然，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等在天津会议后，决定解散安福系国会，请靳云鹏组阁。对于南方军政|府的回应是：取消上海和会。
取消和会，意味着新生的民国政|府将继续和以孙逸仙为首的南方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于是，民国政坛的风向由七省联合南方共同反皖的局面演变成直奉联合针对南方，中国大陆仍处于分裂状态。
7月29日，徐世昌明令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京汉铁路局长）、朱深、王郅隆（安福俱乐部财务股长）、梁鸿志（参议院秘书长）、姚震、李思浩、姚国桢（交通次长）等“安福十凶”，他是在几位大佬授意下发出的这份总统令的。人肯定是抓不到的，因为诸人均已避匿日本使馆，这只是做做姿态。
因为大佬们的心思已经放在如何在扫尾中占得好处，皖系留下的摊子中，既有内阁的人员组成争夺，又有军队的归属之争。安福系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已经被扫进马桶里，这个时候，已经没人来追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