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制举诏令传播极快。
由于名花流不惜成本,在南廷各路的治所和繁华城邑均设了报坊,借助千机阁的信鸽传讯系统,几乎可在一天内实现南廷十三路的同一时事见报。
但是，千机阁毕竟属于名花流的情报系统，以机密和安全为首要，其讯鸽系统不能长久为报递使用；因此,宋之意在名可秀授命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各州的地理条件，建立起一条驿马加舟船的水陆连网系统,可以在两天内实现同一新闻的全国见报。
不久后,因宋之意入朝任礼部员外郎，不宜过多负责宗派事务，这一报递系统遂被名可秀指给原河北路堂主夏九尘接手。
名可秀又将一部分漕运剥离出来，交给夏九尘统一整合，组成专门的信递行，不仅用于报递信息的传递，更成为名花流各堂、各行间资讯流通的统一渠道——各堂口、各商会委托驿递行传讯，均按驿递资费实行内部结算。于是，原本属于花钱行当的驿递行渐渐成为宗派内一个赚钱的行当，乐得夏九尘合不拢嘴，喜滋滋地向宗主汇报业绩。
正巧卫希颜在枫阁内，她想起后世的邮政系统，随口提了几句有关物流整合和商业化的建议。夏九尘外豪内细，脑袋转了几圈就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商机，大喜下缠着国师不放，一直将卫希颜所知的现代邮递理念和运营方式问了个遍方手舞足蹈地离去。
随后，取名为“天下通”的驿递行正式推向市场，凭借幕后大佬名花流的威望，以“保密、安全、快捷”为宗旨，很快打开局面，赢得了大片中小商户的青睐，随着市场推广的深入，又逐渐获得了普通百姓和士子文人的欢迎。
古代的讯息传递极为不便，没有现代的邮政快递、也没有电报电话、更无网络通讯电子邮件啥的，普通人家要想传个家书，多是要等正好有亲戚朋友将去往那方城市，方能委托代信；富足的人家还好，家里雇有仆厮，可随时派出传信，但并非所有人家都养得起良马，多是一路牛车舟船辗转，百里内的来回至少也得耗个十天半月，花钱废力不说，真遇上个十万火急的事，多半就耽搁在一来一回的路上了。
但有了“天下通”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专业的信递系统，有着一条贯通东南西十三路一百九十四州的水陆连网快递路线，有着七百名经训练的快递员昼夜不停地接续传递，这速度和效率自然非单门单户的仆厮能比！
以前耗时耗力还花钱的家书传信，现在有了“天下通”，只需花上几十文到百文钱不等就可随时随地传递，且能保证您的书信及时安全抵达，既便利、又快捷，还能省钱，就算是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承担使用得起。
有着诸多这般的好处，“天下通”的信递业务很快在南廷开展得风生水起。
到得后来，就连朝廷非机密性的官寄、邸报、法令和诏命等也渐渐交给“天下通”传递，不但时间、安全上有保证，并且还将官府的驿递人员和花费开支节省了近一半。年终结算时户部侍郎叶梦得抱着账簿直眯眼，当即将朝廷的花钱大户——驿政的明年预算砍了三成下去。
“天下通”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民间、官方的信息传递，更在无形中促进了南方思想文化的交流。
在宋代，文人的诗词文章，多半是借助士人的宴会、青楼瓦子的伎乐吟唱传播开去；当报纸兴起后，由于登报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还有稿酬可拿，比起传统的渠道更受文人欢迎。但书信与诗词文章不同，多是私下的讨论，不能登载到报纸上去公之于众，因此各地文人之间的交流依然受到空间距离的局限。
当“天下通”出现后，各地的书信往来不过是几天或十来天的时间，使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方便，专业的快递业务缩短了大宋文人的空间阻隔，促使思想文化交流变得空前活跃起来。
***
朝廷的制举诏令借助“天下通”的快递系统，在两天之内，南廷十三路二十州邑的报纸就先后刊载出诏令全文；十数天后，即使最遥远偏僻的矩州府和儋州（海南），也接到了“天下通”从京城临安传递过来的朝廷诏令。
果然如丁起所预料般，儒学大家——龟山先生杨时对制诏的反应激烈。借助“天下通”的快捷信递系统，他反对诏令的书信在三天后就从福建镛州传到隐居罗浮山的学生罗从彦手中。
罗从彦看过老师的书信后，忖思良久，提笔写了一道呈给皇帝的奏书，又分别给私交深厚的礼部郎中宋藻和户科给事中胡安国写了一封信函，交给他的一名学生送到惠州城的“天下通”驿栈，快递送到京城临安。
罗从彦给宋藻和胡安国的私信中极言他和老师龟山先生的担忧，希望宋、胡二人以儒学正统为道，劝谏皇帝废除制举的变革举措。
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道：“制举非为弊，然提升到常科与进士科同等，又允商技杂户大肆入举，日久恐流弊深远、危害正朔……”
显然，这位豫章先生和他的老师杨时反对的并非制科本身，而是担忧朝廷对制科的改革之举将会招致恶劣影响。
杨时和罗从彦，这两位继承二程理学的当世集大成者，其思想嗅觉无疑是极其敏锐的，虽然此刻还没完全意识到这道诏令将会给儒学带来怎样的冲击，但已从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隐隐感觉到方技商工等杂学或会被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使两位儒学大家产生了某种不安。
如果任制举扩大发展下去，或许将会悖乱道统，让读书人不再以经义科考为“清贵”，更多去选择制科出身，甚至走向背离孔孟经学的“歧路”……
这是杨时和罗从彦师徒强烈反对制举变革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
在制举诏令下达后，士子们初始是惊诧疑虑，但回过味来后却是暗自欢喜多于明面的抨击。
这起因于朝廷制诏曰：制举及第，其名载入。
在这道诏令前，“制举”只所以不被士子们青睐，很大原因在于制举的及第者虽有着进士名份，却不能载入是按年份记，而制举是临时应诏，不在正常的科举年，所以对及第者不作专门录册。
但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除了图做官的地位利益外，更渴望的是留名千古、光宗耀祖，而就是留名千古的一个机会，是以一般士子除非考贡举没了希望，否则不会舍贡举而去应“制科”。
就以苏轼、苏辙兄弟俩言，当年苦读的目标也是奔着进士科而去，两人在仁宗嘉祐二年同时高中进士科并入，却因母亲突然病逝，不得不回蜀服丧而错过了进士授官，当服丧完恰遇仁宗诏开制举，兄弟俩遂应诏报考其中的“直言极谏科”，在中进士后再考制科当属更上一层楼。
二苏若非中进士科在前，以兄弟俩的志向才华，断不会舍进士科而考制举这类“恩科”。二苏尚以进士科为重，更遑论一般士子？
但南廷的改革却将制举纳入了常科，即与贡举一样，三年为一大考。
如此，制举成为常科，则制举出身与贡举出身一致，都将载入，留名千古。
这相当于在贡举外又给读书人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由于贡举的进士科和明经科竞争皆极其激烈，可以想见，更多的士子宁愿选择相对不激烈的制科。这也正是杨时和罗从彦所担心的。
然而，对士子们来讲，摆在眼前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以，尽管儒学大家们担忧并反对，跃跃欲试奔赴临安的读书人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当然，对于多数士子来讲，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有一些科目——如“商科”、“水利土建科”、“农科”、“算科”等——他们多是白眼相向，但对“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才识兼茂体用科”这类科目却青眼相加——士子选报的也多是这几科目。
由这几科目及第，可望进入台谏、秘书阁、弘文馆、太学等官署，所授的职官与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司农寺这类“浊官系统”相比，那可是正经的“清官”出身——自然被这些自谓“清贵”的儒生们青睐。抱持此心的士人如过江之鲫般涌向京城。
于是，在南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况，一边是儒学大家上书朝廷的反对抨击声浪，一边却是各地儒生士子涌向京城报考的狂潮。
最初，丁起在担心制举变革遇阻时，名可秀却如智珠在握，淡雅笑道：“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求的就是一朝高中名闻天下；但王荆公变法废止科考，以太学的上中下三舍法取代，其后蔡京又推出学选法代科举，不知被多少士子扼腕诟病……如今我朝重开科举，这就是天降甘霖，虽说首推制举，但变革并未损士子之利，反而给了一条仕途大道。如此机会，又有几个读书人能忍得住不动心？”
“……擎升，这就是造势，势成潮流便无可阻挡！为政者只要把持住利益的多数群体，纵然前方有反对声浪，也阻不住大势所趋！”
名可秀眸色幽深。
孔子的学说经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后，成为“儒”，而墨子的学说则被迫远离庙堂，一支流于江湖成为“侠”，一支流于民间成为“技”。宋室以儒学治国，江湖不容于朝廷，明面看起来是文官阶层忌惮江湖人任侠不服法令，但从根子里去挖，何尝不是居于正朔地位的儒学对墨家的排斥？
她的心志，不仅仅只在于一场科举的变革！她想撼动的，是自汉以来就以儒学为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这份深藏的心思，或许仅有卫希颜能揣摸得一二。
杨时和罗从彦等人自然不知晓朝局的背后有这么一位“隐主”在遥控，更不知道制举变革的深处竟然隐藏着这般惊悚撼世的心思，但随着涌向京城的报考人潮越来越猛，儒学大家们的担忧也因之越来越浓重。
***
或许，士子们的踊跃应诏只是杨时和罗从彦等儒士忧虑的一个方面，更让这些大儒们不安的是：科考中涌现出了另外一股潮流——商人。
当朝廷诏令下达、士子们还在惊诧疑虑的时候，大宋的豪商们就已有了动作。
这群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阶层很快从这道诏令嗅出背后蕴藏的莫大利益，并以果决的魄力和积极的行动掀起了一股应诏潮流。
内陆的豪商们因无太宗诏命的限制反而比海商行动更快。几乎是在看到诏令的次日，各豪商当家的家主们便下了决断，考虑着从家族中选派哪一位优秀子弟脱离商事、赴京应考。
这些选中的青年多半对儒家经义并无精深研读，但对商事运作却是圆通擅长，他们被家族选中必定是在行商谋算和交际应对上均得赞誉，当得同类子弟的佼佼者之称。
这些优秀子弟一旦及第，并在茶马司、漕运司、盐、酒、织纺等部署谋得要职，既对本家商事经营有利，更能由此步入士大夫阶层，脱离商籍光耀门庭。这对古代商人来讲，是比银钱更大的诱惑！
宋代商人经商有成后，多半会四方活动走门路想谋个一官半职傍身。蔡京、王黼当政时期卖官鬻爵就极为猖獗，不少豪商花数千数万贯钱为子孙谋得个通判、直秘阁之类的低品职官，但买来的官终究是虚的、没有底气，说出去大家都心里有数，面子上也没甚么光采，怎能比不上正正经经的科考进士出身？
但商户子弟十个中九个都不通诗赋，对经义也多半不精，又怎能在竞争激烈的科考中拼得过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们？因此，科举对豪商们来讲，是一条金光灿烂的独木桥——好看但难过！
然而，朝廷却在科举中开了“商科”和“算科”，这不是等于给商户人家开“恩科”么？就好比老天掉馅饼，正正砸在商家人的头顶上！如此千盼万盼的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岂能不把握？
和内陆的豪商们相比，海商的动作仅仅只慢了一步。
“这是老天爷恩赐的机会！”
宁海海商第一家的家主孙俊明兴奋地来回踱步。
这位十五岁就随父亲出海跑船、经历了四十年大风大浪的吹打，早已磨得如木兰巨舟般沉稳坚实的海商孙霸王，此刻却有些抑制不住地失态。
他放下手中来回看了十多遍的，对长子继业道：“朝廷开了‘商科’……哈哈哈！这是天大的喜事……是老天爷降下的福份……业儿，我们孙家光耀门庭的时候到了！”
相比父亲的兴奋，三十八岁的孙家长子似乎更为谨慎，“爹爹，这官家说话由来不作准！这道诏令难保不会朝令夕改……”
“业儿，你莫担心！”
孙俊明背着手，五十五岁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脸庞浮现几分狡黠，“以前的事为父不敢说……但现在嘛，朝廷可有些不同了……”
他嘿嘿一笑，把过船舵的粗手一掌拍在儿子肩上，“业儿，你除了关心商事外，还得好好注意一下朝廷的风向……你记得官府去年颁布的？那可不仅仅只是一道法令……”
孙继业曾经陪同父亲出席过建炎元年的东南海商联盟会议，听得父亲此言，脑海中立时浮现出一张雍容雅致的女子颜容，他抚着颌下短髭的右手倏然一抖，扯痛了几根胡须。
他定了定神，道：“爹爹，您是说，和那人有关？”
“为父虽不敢十分肯定，但也去之不远！你想想，她在联盟会上提出的十五条发展方略，哪一条不是和朝廷后面颁布的相呼应？若无预知，岂能这般吻合？那十五条方略，条条立意深远呐……若能一一实现，我辈之后三代人都能受益，荫及子孙，渊远流长……”
“为父自诩经营海事四十年，比很多人都看得远，但与那女子相比，却也不得不道个服字！”
“咱们名会主的心思，可是深得很哪……”
孙俊明最后一句喃喃不可闻，他挥了挥手，语气断定，“纵然不是出自她手，也必是在她影响下成文！”
老头子说到这忽然转了话题，“业儿，你可知，年前，泰昌的大掌柜李充选了一批一赐乐业人入京？”
孙继业虽然心头惊讶却未出语打断，他知道父亲后面所说的话必定是关键。
孙俊明目光灼灼，“听说户部有几名新进的小吏，都是白皮肤的夷人……我琢磨着就是李充送入的那批一赐乐业人！这些夷人入我华夏中原，得蒙太祖赐姓，据说都是些算帐经财的好手……”
“夷人进入朝廷的户部？”孙断业有些瞠目。
孙俊明却浑不在意，“这不值得奇怪！我大唐兴盛的时候还有高丽人、倭人等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哩……这些一赐乐业人既然得太祖皇帝赐姓，自然就是我大宋户民，到吏部为胥吏有何稀奇！”
“只不过……”
老人眼底泄出一抹精光，“这些一赐乐业人以经商为生，竟然四五成群地进入户部为吏，这就非为寻常了……业儿，这就是咱们那位名会主的手段！”
孙继业心下咂摸父亲话中深意，思得前后关由，倏地心有所悟，一时竟激凛凛打了个寒噤。
“爹爹是说，名会主和北面那位一样……”他伸手指了指北方，言下自是指掌握北廷实权的惊雷堂总堂主——太师雷动！
他禁不住寻思：难道那位与惊雷堂南北对峙的南方江湖魁首，竟也如雷太师般，是这南方宋廷的背后势力？
他想到这背上顿时惊出一片冷汗。“这可是女子干政……”他手一紧，不由揪落两根短髭。
孙俊明却哈哈一笑，腰背挺直，双目精光大盛，“业儿，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利益才是实的！咱不管什么女的男的，谁对咱孙家有利，咱就跟着谁走！”
“爹爹说的是！”
孙俊明捋了捋胡须，唇边掠过一道狡猾笑意，“咱们只要盯着泰昌商会，就绝对错不了！”
孙继业一点即透，“孩儿听说，泰昌的三掌柜艾思齐与泰昌的契约已满，泰昌和他不再续约，莫不成就是为了朝廷的制举？”
他微微眯眼，抚髭笑道：“爹爹决意将咱们恒兴的二掌柜提前解约，也是着意在此吧？”
“业儿猜得不错。顾三郎虽是一员干才，但留在恒兴不如入朝，对我孙家的发展更有利！”
孙俊明眯目而笑，“这三郎虽说是我孙家的奴婢，但仍属于良户，按律令最多十年便得放他出府，眼下还差三年就满，与其到时候允他自由，倒不如提前给了他这份恩惠。一来让他眷顾着我孙家的恩德，二来他没有家世，若入朝为官也需找个倚靠，我宁海孙家便是他最好的选择……”
“此举于他于我，都是有利无弊啊！”
老人家笑得意味深长。
“爹爹远见，孩儿不及！”
孙继业拱拱手，对父亲的谋算心悦诚服。
少了一个二掌柜，却多了一个官场上的盟友，何乐而不为？
***
像孙家父子这般的对话在东南路的海商豪户家里相继在上演，对话的情景或许有差异，但面临机会采取的手段都大同小异。
诸姓海商均选出商行里精干忠恳的外姓人，解除雇佣契约，斩断他们和海商海贸的联系，以便应考制举，若得高中入朝，他日自可与原东家守望相助。
海商的这些谋算自然瞒不过有心人。给事中胡安国就在给皇帝的奏本中严厉抨击海商的“做弊”之举，说：“商人为利驱使，多行不法之事，朝廷应绝其通往科举之路！”
刑部侍郎范宗尹、天章阁待制朱震、户部员外郎范冲、起居舍人汪藻等均出列奏言反对商人应举。
宋之意诘问范冲：“听说户部录了几名一赐乐业人到度支和虞部后，会计帐目清明，效率也高了很多，可有不法行为？”
“宋大人休得以偏概全！那些一赐乐业人不过是夷人小吏，怎可与那些豪商家出来的精狡掌柜相比？”
“范大人是儒学名士，品性高洁，常言‘民不知礼，吾当教化之’，您说这些商人精狡，何不好好教之，这般野蛮拒之于堂外，似非圣人之道啊！”
“宋大人你这是本末倒置。为官者当先有德，岂可为官后再修德？”
……
朝堂上一片吵嚷。
赵构皱了皱眉头，这道诏命下去后反对之声一直不断，先是台谏，其后又有杨时、罗从彦的奏书，朝中胡安国、范冲等人更是隔三岔五上言，皇帝也不由有些犹疑动摇。
然，丁起的态度坚决，以有赵鼎、宋之意、叶梦得等朝官的支持，赵构仅微微动摇了一下，又沉稳坚定下去。
***
和儒生、商人们相比，方技之士和匠户的应诏就不那么积极。
他们比不得读书人，有着读书为上品的优越心态；也比不得商人，因逐利而生出冒险胆色；他们以祖辈相传的技艺为生，或许掌握着一门家传绝技，却被世俗压在底层，习惯了官府的劳役压榨——到朝中跟那些读书人一起做官，这岂是他们这等卑微之人能想的？
在这种自甘卑微的心态下，虽说朝廷的诏令广为宣传，既有报纸登载，又有官府张贴，还有州府的官伎街市歌舞吟唱，将朝廷的诏令几乎宣扬得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真正相信、并敢赴京去报考的匠人却寥寥无几，十三路统共下来也不过几百来人，远远逊于士子和商人的热情。
但匠人们仅是这股制考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他们的犹疑影响不了奔涌向前的大势。
建炎二年正月，赶赴礼部报考的应诏人员已达八千余人。
正月一过，到得三月十日截止报名时，报考的总人数已达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几乎赶得上武举的兴盛了。
上万的士子商人和方技隐士云集在京城，甚至有广州、泉州定居的蕃人也落户籍为大宋国民前来应考，临安盛况一时空前。
***
“天下人才尽入我朝呀！”
礼部侍郎周紫芝对此极为自得。
但这般盛况，却引发了儒林更深的忧虑和更强的反对声浪。
给事中胡安国再度上表，道：“朝廷取士，士农工商杂糅，将恐道德治下，君子之政远矣！”
范冲、朱震联袂频繁入宫进谏，以致赵构一听得内侍通传“范、朱二人觐见”，就有些头痛想躲开。
三月十五、十六，杨时、罗从彦先后在发表文章，指责朝廷滥开杂学、允商籍技户同列科考，对官场的贪腐积弊如火上浇油，更将积重难返，云云……
这是儒学大家首次通过报纸公开反对朝廷的制举改革。这可私底下的信件劝谏和朝堂上的争议不同，影响面更广更巨。
十五日夜，宋之意急急入枫阁，名可秀却笑道：“杨龟山和罗豫章的文章，各州都要转载。这火，烧得越旺越好！”
宋之意皱眉，“宗主，这两位对儒林的影响非同小可……属下担心，广为传扬开去，恐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对风浪。”
“风浪再大，也掀不翻大船。”
名可秀淡淡一笑，“你道那些豪商们是吃素的么？尤其是海商，个个都是风里来浪里去跟天争出来的胆子！老天爷既然落下一张大饼，这些人岂能甘心被人夺走？”
“咱们坐着看戏便是！”
作者有话要说：因科举的改革涉及到思想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和官吏体系的变革，所以青西着墨的相对多一些，不敢几笔带过。
备注说明：
1、一赐乐业人：即流入东方的犹太人。
关于犹太人何时到中国，历史学家考证后有四种说法：一种是周朝来华说，一种说法是汉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唐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宋朝入中国。但不管哪种说法，宋朝时已有了犹太人，被称为一赐乐业人。
关于犹太人的叫法，是6世纪才有。至于在中国传开，大概是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华后带来的。
2、关于宋朝的奴婢：
宋朝律令不允许蓄奴。平民因不得已卖身为奴的，最多满十年，主人家必须回复其平民身份。没有一朝为奴，终身为奴的说法——话说比明清的奴隶可是幸福多了。
至于将平民掳去贩卖为奴隶的，从法律上来讲，那是违法的行为。
因为奴婢少，所以宋人多是雇佣仆役，这和奴婢是不同的，有着自由民的身份。
宋朝也很少有官奴，因对士大夫很少实行抄家，所以没有家眷充为官奴或官妓的做法，到得南宋时，基本上已没了官奴。所谓官妓，并不是官员充为妓的家眷，而是不纳税的妓即为官妓。166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