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市化和临安的郊区化（人口）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1）首都临安：3.55%（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total：22.05%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
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第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著。
5、始于12世纪的没落
麦迪逊在中研究指出，中国自12世纪起人均gdp就陷于停滞状态，直至19世纪的700年里几乎保持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平均生产力的下降，而平均生产力的下降根源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由于人口膨胀，农民们能够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实现农田的精耕细作，这导致对农业技术改进的需求减弱，从而使农业技术的发展基本停滞。农业生产力没有增加，可是需要养活的人口迅速增加，这样我们便陷入了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过剩陷阱里去。
这首先触发了前述的第一个城市化制约因素，即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农村人口过剩及农业生产力下降导致农业余粮率大大降低，而农业余粮率大幅度下降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陷于危机。
根据赵冈先生的测算，历代每人平均占有原粮的水平为：西汉：574（市斤）唐：716，宋：906，清中叶：830，现代（1949）：418。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自然反映余粮率，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也就是大城市的规模。
同时，京师的粮食供应圈不得不扩大，漕运的平均运距延长。最明显的证据是，南宋以后各朝代京师人口数下降，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城也才只有78万人口。
在20世纪以前，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宋朝开封、临安那样大的城市。
限制城市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城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也在12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大家常认为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实际上这个成语所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制度。在制度层面上，战国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从没有限制过城乡居民间的双向流动，那么为什么12世纪之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减缓甚至消失了呢？原因还是在于严重的人口过剩。
嘉庆时的曾记载：“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请注意，第一，这不是歉收的原因导致的饥荒，普通年份和丰收年份依然如此；第二，够“八月之食”已是最高产量，再增加劳动则边际产量是0。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该地出现人口过剩。
由于人口过剩导致余粮率不足，城市再也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只有农村能够收容，并通过“以副助农”的手段消化这些作为隐蔽性失业人口存在的剩余人口，这导致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基本停止，“民无可移之处”，只好都静止下来，忍受眼前的贫苦生活。城市规模不再扩大，但与此同时总人口在快速增加，所以作为城市化衡量标准的城市人口/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12世纪之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过剩不只单纯地阻碍了农民进城，它还从另一个维度上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的逻辑是：农业人口过剩导致农村的粮食难以自给自足，促使农业家庭以副助农，在江南地区人口过剩最严重，此风亦最盛。
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发轫，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绝不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农户之所以进行手工业生产，是为了有效利用剩余劳动力，并借助这一手段换回足够餬口的粮食。
据吴承明先生在中测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态在市场上出售，计3亿1500万匹。
这个数字如果不能让人震惊的话，那就与英国进行对比吧：在1829—1831年间，全英国每年的棉货总产量是2亿3800万磅，其中外销全世界的产量是1亿6000万磅。而中国的计量单位“匹”折合1.45磅。
如果再对产品进行棉布与棉纱的细分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中国棉布的市场销售量是英国卖到全世界的棉布量的4.7倍——此时的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国家，其市场包含了各个大洲！
在赵冈先生看来，如果以单项商品而论，中国棉布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其1/6的需求即足以维持全英国的棉纺织厂开工生产。然而这么多的有效需求量和商品价值却无法诱发大城市中出现一家棉纺织工厂，每年的6亿匹棉布几乎全部是个体小农户以副业的方式生产的。请问我们如何能以“常理”来解释商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在中国，这种推动力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实上，除了苏州等一两个城市外，中国庞大的棉布市场与交易量，对于大城市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这庞大的交易量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完全越过了城市—农村是货源地，也是最终市场。于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众多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集聚点，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现象有些类似于欧洲学者所研究的欧洲早期乡村工业，他们称之为工业化原型。
可是欧洲学者所忽视的是，这种乡村工业可能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乡村工业为正式的工业化开路；另一种则是乡村工业变成工业化的障碍，抗拒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
前者可以欧洲工业化为例证，后者则可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例证。
而明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有大量过剩人口寓藏在农村，被农户当作不变生产要素来使用，不计较劳动代价，从事能够生产的物品，并进入市场与城市的生产单位相竞争。作为结果，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不像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市镇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表征。
6、中国城市化率变迁的内在机制
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的梳理来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化途径。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小单元经济，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这就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村结构。而小农户先天就注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经常进行交换。小农户虽然是离不开市场的，但是在市场交易时却受了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距离问题。以古代的步行速度，他们必须在一天之内从市场上来回，并进行交易，否则交易成本就会过高。
第二，从战国开始，国鄙之分消失，城乡交流变得相对自由。这一点与欧洲正好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庄园里的农民与城市居民是不能自由来往的。
第三，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过剩。
第四，在不能进口粮食的时代，农民的平均生产力决定了该国能有多少城市和多少非农人口，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余粮率。
正是由于这四个原因，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史时期呈现明显的倒u型：在中国历史早期（战国至宋代），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发展，农民余粮率增加（见前引之数据），此时农业部门能够提供的余粮总量增加。但是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供给量增加，没有人买也是没有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从事其他职业，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余粮率提高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圈缩小，但是总供应量却增加，于是以前不定期的集市开始固定日期举行，以前的小市镇开始变大成为小城市，以前的小城市也增长为大城市——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高于总人口增速。
在宋代以后，农业部门余粮率开始下降，这并不表示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极可能是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举个例子，假设余粮率由20%下降至10%，则一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圈便要扩展至原来的两倍才能获取和原来相同的粮食供应量。由于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得不降低，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停滞。
这样，宋代以后的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的程度减弱，大中型城市停止扩张，而市镇的数量大量增加，经济活动的重心和全体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
从经济角度看，宋代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转捩点，其最突出表征就是市镇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第一类市镇是传统市镇，它们是粮食及农产品的收购点，供应附近城市，同时也是手工业品的分发点，零星地售给农户；第二类市镇在宋代之后出现，被称为新型市镇，它们是副业产品的收购点，然后运销他方，同时又是粮食的零售站，供给当地农户。新型市镇之所以出现，根源就在于人口过剩。
7、新的历程
自1840年代五口通商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并且直到如今仍在进行中。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大量粮食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
于是南宋之后长期下降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回升，到19世纪末已由中叶的6.9%回升至7.7%。此后又进一步加速，在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城市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
在1980年之后，随着政策的推动，尤其是解除了人口流动的严苛限制，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更大规模地发展，到2009年，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再次翻了一番，从22%增加到46.6%。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前面的理论：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是制约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古是为了知今，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这是接着上篇资料章的内容，摘自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作者有话要说：这是资料章，请在正文更新后，再回看本章：）166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