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思想上的,也可能是行动上的,可能是看得见的、或感受得到的，也可能是当前不显现的,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默默地发芽，直到破土而出，或茁壮成苗的时候才为人们察觉，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
这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也发生了如许的变化,有近期、明显的，也有远期的、隐性的。
而在稷下论学七日主场结束后，名可秀传注的就正式发行了。
这部已经受到南北士人瞩目的经注甫一上市，便成为热卖的书籍。
这部仍然是由古今书坊发行，如同以往发行的儒家经籍般，同时发行平装本和精装本，而平装本的纸墨虽然质低但不劣，而校勘和版印则同样是“杭刻本”的高质量，却只售价十文，无论是对士人单售还是对书商量售都是一个价——这是古今书坊已经执行二十年的坊规：儒家经籍平装本一卷一律十文。
这个规矩源于名重生“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的宏愿，而名可秀将父亲的愿望进一步发扬——“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儒家经籍！”
古今书坊是名可秀承自父亲的产业，至建炎四年时已成为大宋第一书坊，至大宪元年古今书坊的分部已经遍布大宋诸路各州府，甚至偏远的县城都有古今书坊的书铺。可以说，在有古今书坊的地方，即使乡村里的贫寒读书人都能攒出千文钱买齐儒家传注的这六部经籍。古今书坊这种不图利而造福天下读书人的义举赢得了士林的赞誉，而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尤其贫寒士子中享有盛誉的原因之一。
最初，当古今书坊最先推出“十文”的时候，曾经有书商从古今书坊大量购进，在自家书肆以高价售出——杭刻本向来以“雕刻精良，校勘严密，书写肥细有致，印刷清晰明朗”闻名天下，即使平装本也是刊印精美，装潢考究，一部无注解的原经杭刻平装本市售价是一贯，古今书坊却均以十文售出，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无怪乎这些书商动心了。
但是，古今书坊向书商量售“十文”时，契约中有规定，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那些违约的书商立即被古今书坊发函勒令改正。不过，这些违约牟利的书商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又自负对“十文”改头换面，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虽然古今书坊是书坊行业的行首，但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然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
当这些违约书肆背后的书商家族见识到“强龙”的实力时已经后悔莫及了，不仅书肆被书行以违信经营销去行内资格，同时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整个家族也因为“贪利弃诚信”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
及后，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人人心中悚然，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不开眼”。此后，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经书”，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古今书坊以“十文书”售给书商，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毕竟古今书坊再大，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一是，三是，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树立。
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化，目的是为了让儒学易懂，但他们没有成功，比如周敦颐和邵雍这两位易学大宗，都将儒学太极化，以“太极”为儒学的“纲”来解释儒学，首先这个“纲”就抓错了，不仅没将儒家思想串连起来，而且还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极本就是极高深的“道”，越解释越玄乎，让人怎么学呢？
名可秀三万字的做到了这件事，以中庸为纲，将儒学条理化、层次化，其上为宇宙观，其下为世界观，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论具体，儒家目标分阶段——这样才能普及做到，否则浅显易懂了、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认知而无法践履的学问。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儒学修到这一步，名可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孟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即使还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个女子在儒学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名可秀的“立言”已经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
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一革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启了宋学的重义理、重创新、重学问的经世应用，故被称为开启宋学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确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了“明体达用之学”，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越了它——只此一点，就可以确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况还做到了“纲”、“化繁为简”、“条理”这三件大事呢？
为什么宋周两国的礼部都颁定从中提出来，单独增加为经义考的科目呢？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部的真正价值和对儒学的重要意义。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确立无疑。
不仅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质疑吗？
当然有大儒质疑，质疑她诠释的一些经义或创新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是，你能建立起一个比她树立的“中庸”更为清晰、更为完善的儒学的“纲”吗？你能比她的“化繁为简”更为简吗？你能比她的“条理”更为条理吗？
——不能！
那就无人质疑，因为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与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学者质疑、张载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学者质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确立，就无人可以质疑。
作者有话要说：写完稷下论学十七章，就好像那种亢奋的状态一下子枯竭了下去……这思绪也在空中飘荡了好几天，才又落定了~
这一章是昨晚上写完的，某一般凌晨五点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点钟有个重要聚会，在郊外比较远的农庄，六点钟就得出发，所以来不及修文了。本来昨晚上睡觉时还想到应该增加一段内容，于是，放到后面章节合适的地方吧。166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