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韩红星如约到八楼的会议室，参加职工们自发组织的会议，商讨如何能通过“闹事”来让职工们的收入有所提高。张柜员是组织者，他召集了二十多位同事来参加会议，都是网点一线人员，只有韩红星例外，估计被邀请来是因为大家看自己是刺儿头，有与行长斗争的经历。
张柜员要求行里的工会也出面帮助员工。以前行里宣过老蔡行长当工会主席，后来是退居二线的江主任接班，这些年行里都将精力放在了营销业务、追求利润最大化上，自从江主任从工会主席位上退休，这个职位由第一副行长兼任，调走几位副行长后，行里索性将由哪位副行长兼任工会主席的事给忘了，只到今天张柜员向行里提要求，马行长才紧急开党委会，立即行文宣布由行伍出身、更能唬住职工们的戴行长任工会主席，参加当晚的会议。
有戴行长在会场，大家都自觉地做听众，将一个由员工自发组织的讨论会变成了听戴行长主讲的教育会，好在会场上人少，场面不甚严肃，韩红星趁着戴行长说完一句话换气的间隙大声说：
“戴行长，你今天的身份不是行长，而是工会主席，大家请你来是帮助职工争取合法权益的，而不是请你来当领导说服职工的。”
这句话让戴行长哑语，二十几个参会者也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扯起来，大家所说的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物价飞涨，职工们靠这点收入日子没法过；二是每年黄海D行的利润都大幅度上升，不能只因为有部分产品的任务没完成就让员工们的考核工资泡汤！韩红星听得无聊便再次点题：
“这种牢骚已发了多少年，可是没用！今天大家来的目的应当是商量出个方法来，能让上面肯发工资给大家过日子。”
听到这里，大家都沉默了，有什么法子能让上面对员工重视呢？层层级级的干部总是对员工们说谁嫌工资低可以走人，大家都面临的问题是走也没地方去，不走这份工资只能吃饱三顿饭，可只拿够吃饭的工资，在这个社会里怎能体面地活！
“我可以想出办法来，只是要看大家敢不敢这样做。”韩红星说出自己的主意：“D行的干部们要的是政绩往上爬，保的是位子和权力，因此他们最怕下面不稳定，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和政绩，想争取权益最好的办法是明天早上大家都按时到网点上班，不过接到钱箱后交给网点主任，然后大家都集中到行里来找行长谈收入，只要大家敢这样做，不怕它上面不重视。”
“要是领导说我们违反劳动纪律怎么办？”当即有人提出疑问。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大家要一起行动。一个人这样做领导当然会将违反劳动纪律的帽子扣到头上，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领导不仅没法扣帽子，反而害怕事情闹大自己丢乌纱帽！”韩红星不无遗憾：“可惜我没有钱箱在手，说这种话属于教唆，要不我一个人就这样做，看他行长敢将帽子扣上头！因为我收入太低，日子都没法过了，哪还能安心上班？到行里来找行长谈收入也是上班，而且是为了能更安心地将班上好，怎能说我是违反劳动纪律！”
将“闹事”的方法说出来，大家都积极响应，最终约定明早先各自到网点报到，然后一起停工，八点半钟统一到行里来找行长维权。见已经讨论出结果，韩红星提前退出会场，到饭店去帮老婆洗碗。
第二天早上，韩红星左盼右盼，却不见昨晚开会的人来找行长，赶忙打电话给张柜员问原由，才知道昨天晚上韩红星刚离开会场，戴行长就强调纪律：
“职工维权可以，但得依法通过正当渠道，行里有888条违纪违规条例，哪个员工敢脱岗到行里来轻则待岗，重则开除。”
听到此消息，韩红星当即到戴行长办公室：
“你私下里也发牢骚，说D行各个层面的人收入都低，可职工们想为收入的事维权，你不仅不帮忙还竭力打压，到底是什么意思？”
“凭什么到我办公室来吆五喝六？”戴行长瞪起眼立威，然后软下口气道：“你是个刺儿头，当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我昨晚是按马行长的要求来跟你们开会，必须将闹事的势头压下去，我不这么办咋办？”
“就这么被压下去了么？”韩红星不无遗憾。
“谁说压下去了？黄海行职工闹收入的事已在全市D行传开了，大家都想将事情闹成功，都在关心，昨晚你们商量停办业务的事今天已传到市行，刚接到郝行长越级打来的电话，问局面是否能控制住。现在的状况是黄海行内部的动静不大，市行领导反而紧张起来，各兄弟行也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
“可惜昨晚开会的人当中找不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大家更多的只是情绪发泄，那么多人在会场上摩拳擦掌，最终却被你一句‘待岗’就吓得偃旗息鼓。”韩红星遗憾之余继续道：“平时大家共事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力最强，可等到真的碰到事情，有胆识的人太少，我真想跳出来起这个头！”
“你这样说不是也在认为只要你能？你看有哪个机关的员工参与这次闹了？你以为凭你的力量就能蚍蜉撼树？”戴行长蹬过眼睛又道：“D行就这个样，这种格局哪是你我就能改变的！真有本事的人都在想办法跳槽走人，听说市行跳走了一批科级干部又提了一批，你看到市行的快报了吗？上缴利润又是金融系统第一名，可员工收入只有其他国有银行的三分之一左右，更没法与中小银行比，算下来正好是将该发给员工的收入扣下来交利润，以保持上缴利润第一的位次，这样做干部们的政绩是保住了，可下面员工的工资被克扣得过日子都难，不过上面人根本就不管这些，更不管D行的人才在不断流失，他们只管捞足政绩往上爬，便想方设法用杀鸡取蛋的方法攫取利润，至于D行的可持续发展根本无人去管，因为体制就是这样，等他们捞足了金钱与政治资本离了位，哪怕D行破产都跟他们无关。”
见韩红星被说得低下头，戴行长进一步开导：“你以为我就不想闹事？可明知道闹了也没用，还不如自己动脑筋开动脑筋多挣钱！”
“上次陈功将李中介分给我合作，只替他做了两笔贷款，他真的按套路送两千元超市卡过来，怎么办？”谈到挣钱，韩红星提问。
“你不是很能么？怎么什么事情都问我？”戴行长又瞪眼，然后道：“过年了，人家送你几张卡就收着，别神经兮兮的做另类，让送礼的人都觉得你不正常，这点小钱先拿着，慢慢来，等有机会将业务都集中过来。”
“就听你话收下，不过你说过兄弟们一起挣喝酒钱，所以哪怕只一口酒，我也只能喝半口。”
“去吧，懒得跟你理论，你这个人什么地方都上路子，就是当起刺儿头的时候不上路子，记住了，别人再怎么闹，你别给我惹事，我想下面太平无事，要不难有机会往行长的位上爬！”
刚离开行长室就接到张柜员打来的电话，问有没有办法找到省行行长的电话号码，他想通过电话将基层行员工收入太低的情况向上面反映。韩红星心知就是反映上去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不过不想伤害张柜员“闹事”的积极性，赶忙承诺一并查找，可并没真的行动。
等到下午上班时，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黄海行“闹事”的员工们虽在昨晚被戴行长的“一律待岗”给吓退了，可“闹事”的消息一夜之间已传遍全市D行，大家都热切地希望将事情闹成功，因此将消息热传，最终以讹传讹，只半天时间，已将消息变成黄海行的业务已经瘫痪，员工们都聚在行长室维权，省行也已经知道这件事并非常关注，有部分员工正准备去省行上访。
正为消息的离奇不实觉得好笑，却由行里公布出更意想不到的消息：为了维稳，市行的郝行长一行今天晚上将亲临黄海D行调研，并和广大一线员工面对面座谈，了解基层行员工的生存状况。
赶忙再到戴行长办公室，问郝行长为什么如此地草木皆兵，将已经不是个事的事情搞得如此紧张？没想到又被戴行长瞪眼睛：
“你以为就你个刺儿头厉害？这种事表面上是黄海行的几个职工在闹，其实全市D行除了怕丢乌纱帽的一把手行长，其他人哪个不嫌工资低，哪个不想闹？不知道有多少高手在幕后推波助澜，人家才真的厉害，闹成功了利益有他们一份，闹失败了打屁股与他们无关！所以说，你充其量不过是个浮在水面的小鳑鲏，真正的老甲鱼都埋在塘底。”
“总说我是刺儿头！谁不想做高雅人？”韩红星不服气对自己角色的界定：“如果换着是我找到关系当行长，还说你是黑五类呢！”
“下次少跟我没上没下！晚上的座谈会没必要吱声，听到了？”戴行长强调过纪律后嘀咕：“郝行长为这种事来，他马行长看来要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