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去年，红党取消秘密党员身份，烧毁档案。邓恩明才来找张家泉，张家泉已经成了博士。这段友谊，两个人还是很在意的。他们都没有想到去打听各自的秘密和生活。
邓恩明有些依赖张家泉，毕竟红党是很孤独的事业。尤其是邓恩明这种宗教一样的革命精神，类似方志敏的清贫生活方式。但他的心灵还是孤寂的，需要有朋友来舒缓。
但张家泉很是享受这种依赖。知道这个兄弟很孤寂，外地人，没有什么朋友，也就随着他；请他吃好的，让他跟着自己。当然现在不同以前了，各自都有了家庭。只是短暂的聚会，聊聊家常而已。
强霖告诉他，自己和陈公博和张国涛等人都是朋友。果然，邓恩明对这些“一大”代表还有记忆。他评价一番，说张国焘很张扬，有魄力，是主持人；国际来的荷兰人马林很有水平，也有经验。陈公博自由散漫，还带着漂亮的太太，他说就是来参加“Party”聚会的。
几个人都笑了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党”的本意。他对其他几个人的评价也都很有意思。他自己和王尽美就是去凑数的了，真的是代表。两个年轻的中学毕业的学生，理论和经验都不行。
强霖问他，工作停下来之后，民众怎么样？邓恩明说少奇他们都有安排，主要是职业工人担任工会领导，同志们偶尔去办个夜校。少奇说我们的事业还没有停，只是路线变了，要与资本家共生，以后在说执政的问题。
强霖赞同道，少奇的安排是正确的，关键是公开和职业工人领头，同志们讲课要公正，传递多方面的信息。最好是告诉他们国际工运的实践，你也知道五一劳动节不是红党的功劳，而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功劳，是美国工人组织的运动，不是马克思指导和组织的。人家后期也没有转入暴力革命。另外那些人都是有宗教生命价值观的，不会乱杀人的。
邓恩明叹气说，就是乡下农民太辛苦了。本来自己是在乡下组织农民暴动的。现在乡下还是乡绅统治，少奇也没有时间去碰乡下。现在他们走了，乡绅们又开始活跃了。
强霖说：“农民们还是要想办法，但除了暴动。政府也还是有计划帮助农民的。但不能等政府，农民们自己也要争取。”
邓恩明说：“除了暴动，也难以改变农村的问题。乡绅有自己的武装，农民往往受欺负，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强霖说：“还是要团结起来，知道现在谁在农民这个社区里面做工作么？除了宗教和红党外，是否还有别的社团。”
邓恩铭说：“本来就有很多帮会，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点会等等。还有道教一贯道等组织。都是互助组织，但也有变坏的社团，联合乡绅，欺压百姓。我原来也主要靠这些社团领袖召集农民。”
凯茜问：“基督教怎么在乡下怎么总受反对呢？我听说在城里也总是反对基督教，还抹黑我们基督教徒，说什么我们是父子间性生活紊乱等等下流的东西。这些都是谁在做。”
邓恩明说：“编这些下流的东西，是那些无聊的文人。他们对农民还有些威信，怕你们基督教会代替他们的地位；不过我们红党外围有个“非基督教同盟”社团，经常活动，与基督教组织有过辩论。”
强霖并不在乎反基督教与否，反正基督教在哪个专制国家都是大量打击才站稳脚跟的。传教士的危险很大，他们很清楚，与邓恩明的诗的描写很是类似，死了有“福”。共产思想者和基督教者有时候也是联合，还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强霖关心的是乡下农民的智力开发是谁来主导。他说：“农民们的利益总是受那些社团领袖之类的人主导，是走不上什么文明之路的。最好还是你们直接下去，或者配合基督教会的工作。”
邓恩明说：“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经费问题，苏联经费没有了；一个是告诉农民什么的问题。”
强霖说：“最好是通过基督教会，她们有经费，但他们人员少；还有通过乡村教育运动，这个是政府组织的运动，实际上是没有长期工作的话，看不到效果。是外在的培训，需要长期工作，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邓恩明想了一下说：“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我们是可以参加的。我希望能够有些张大哥这样宗教外围的人来讲一些基本道理，比如人权了，文明了，卫生了。这样后期基督教的教会核心教育才能跟进。”
张家泉说道：“我也准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带着学生跟着你们。既然老弟舍身喂虎，我也不能看着。看来我原来的治病救人路线是窄了。”
强霖说：“你们一期只有20多个博士毕业，总共也没有几期，淘汰率太高了。人少，还要动员一些人。”
凯茜说：“这事情还是得政府动员，用乡村建设的名义，请基督教青年会去执行就是了。”
邓恩明说，“这事我与柳直荀商量吧，他主管着政府动员这块。我跟他很熟。只是目标怎么设定。”
强霖说：“交朋友，长期农民的朋友，像基督徒那样，去长期照顾他们；就像传教士一样，从来都不放弃一个教区；具体到与乡绅争斗，最好的办法是用脚投票，你们把佃户迁走；所以要与政府商量，是否能够找到新的工作，比如工业、建筑、拓荒等等。”
邓恩明说：“迁走也是一个好办法，农民们为了孩子的教育，也是可能跟我们走的。”
强霖最后说：“最激烈的办法，就是“交农”；这你们都有经验，只是不要伤人，还要政府出兵保护你们不被伤害。类似工人的罢工和游行。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妥协。”
强霖知道，后世欧洲农民还经常把拖拉机开到城市去，表达农产品得不到重视的抱怨。
邓恩明说：找不到合适的领导人。
强霖说：“这个你们可以直接去领导，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放给农民领导很是麻烦。但是你们要公开的告诉农民这些方法的危险，和以后的处境；你们也一定要考虑乡绅的报复。所以要长期的关注他们，最后还可以离开。我们的目的就是农民的利益，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
邓恩明表示知道了。大家就结束这个话题。
然后就工业问题，强霖也做了了解。邓恩明是搞工运罢工出身，牺牲了很多工友，所以对工业有更深入的体会。他讲了大概的情况。
山东的民生工厂，或者叫轻工食品工厂，在1906年就开始发展，经过20多年，已经很齐全了。但都是家族企业，像后世《大染坊》的情节，有面粉、纺纱、针织、印染，染料、火柴、肥皂、甚至西药都有生产；
重工机械有几个兵工厂，小型机床厂，能够生产一些农业工具、衡量器具、铁工厂的加工设备等。
交通运输，也有几十辆公共班车跑临近的城市；
银行更是发达，有交通银行、山东银行、济南银行等官方银行，还有几十家私人银行可以汇兑。
强霖分析一下，后世的几个济南国棉一厂、济南国棉四厂、青岛国棉一厂、国棉二厂，济南一机床等原型企业差不多都出生了。后面就是打破家族模式，发展成托拉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