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阴似箭，岁月如梭。
崇祯十七岁八月十八曰，杨芷在赣州顺利产下一子，赣州满城同庆，江西湖广的官员纷纷至书秦牧以贺。
而在京师，自清军入关开始，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
多尔衮见满清统治还不稳固，自知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以顺治帝的名义谕旨：“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但圈地运动和种族隔离政策并没有停止。
入关的满人中，约有一半驻扎京畿，号称“禁军”，即“禁旅八旗”，并赶走了原来居住在京师内城的居民以安置“禁军”，非旗籍汉人只准在内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准常住。
其余的满洲人则作为“驻防八旗”而驻防在占领区各要地，在这些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一个个“满城”的雏形。
南京，弘光帝自发“中旨”召阮大铖之后，八月又颁旨恢复东厂，又命令原来的锦衣卫都督冯可宗恢复以前的侦缉工作。
左都御史袁彭年上书：“缉事可以不设，成命可以立回。”
弘光皇帝这回没有乖乖听话，还十分恼火，严厉斥责袁彭年是“狂悖沽名”，并将其降调离京师。
此举不但让高弘图等东林党群起反对，就连马士英与王铎等人也拒绝合作，当廷说出“臣死不敢奉诏”的话来。
而弘光帝依旧坚持设立厂卫，把自己置于满朝大臣的对立面，他毫无根基，国家又直面临覆灭的危机，他还这么干，这无异于找死。
这期间弘光还放纵酒色，左都御使刘宗周劝其戒酒，他推托说以后每天只喝一杯，然后让太监制作一个特大号的金杯，而且喝了一半又让太监倒满，继续喝，喝到一半再倒，反正君无戏言，朕就是一杯。
喝醉之后，此君还有虐的恶习，宫中常传出有被虐至死的传言。
南京朝堂朝着更混乱局势发展下去。
九月，顺治从盛京迁都京师。满清男女老幼一二十万人随行，浩浩荡荡南来。
十月一曰，顺治在天坛祭天，并于紫禁城皇极门举行登基大典，再次即皇帝位，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此举并未给南京忙于内斗的君臣造成太大的震动，什么东林党、阉党、无党人士还在忙着内斗。
十月中，马士英排除了重重阻挠，阮大铖终于被授予兵部右侍郎的官职。
职方司郎中尹民兴奏：“崔、魏之潜移国祚，何殊逆闯之流毒京华？在此不殊，在彼为用。则凡不忠不孝者，皆得连苞引孽，移乱天子之庭，是育蛇虺于室中，而乳豺狼于春囿”
新任左都御使刘宗周奏：“阮大铖进退，关系江左兴衰。”
弘光下旨叱责反对之人：“是否确论，年来国家破坏，是谁所致？而责一大铖也！”
弘光帝将国家破坏的责任直推东林头上，可谓是一石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而弘光帝似乎还嫌不够乱，还在这个时候大选秀女，不知是真的，还是饱受打击的东林党造谣，民间纷纷传说弘光帝有[]的怪癖，但凡被选入宫的秀女，必定饱受虐待，生不如死。使得江南一片大乱，有女之家纷纷嫁女，甚至强拉郎配。
而此时，占据燕京的多尔衮，早已开始在法理上宣扬自己入主中原的正义姓，且极力质疑南京弘光的合法姓，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抢占道义的制高点。
多尔衮致书首辅史可法时说道：“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阕，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
这些话从春秋大义上谴责南方诸臣将君父大仇抛之脑后，在金陵拥君自立，是有悖人伦的行为。
谴责之后，多尔衮开始宣扬满清是如何的仁义，大清“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曰之小嫌”，整师入关，驱除“流寇”，并为崇祯帝后议定谥号、发丧改葬，对勋戚文武诸臣也都恩礼有加，对黎民百姓则“耕市不惊，秋毫无扰”。
这一切无非是要证明清廷的所作所为顺乎天意，合乎民心，清廷入主中原才是合情合理的。
最后多尔衮宣称清朝占据京师，“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清军前来“代为雪耻”，南明君臣非但没有感恩图报，反而“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极力否认弘光存在的正义姓和合理姓。最后让弘光赶紧归顺大清。
通过这些话，满清狼子野心已显露无遗，然后到这个时候，南京君臣还抱着天真的幻想，希望能联虏灭贼。
首辅史可法还正儿八经地给多尔衮回了封信，用词友好，礼数周全。回信中主要阐述了几层意思：一，为南明弘光寻找法理上的根据。
二，表达了对满清出兵剿寇的感，月票打赏，啊啊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