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官，俨然就是一个集体，只是在对抗皇权时是抱成一团，平时彼此是互相内斗不休，基本上没有消停的时候。
不过杨嗣昌和薛国观总体来说是一派的人，都是讲究实务，能做实事并且敢于任事的人。
哪怕是谤满天下，这两人也是不大在乎的。
他们这一派，与东林**才是生死大敌，一边是实干家，一边是嘴炮党，当然是天生的彼此不相容，一见面就咬。
不过此时杨嗣昌和薛国观也是在别苗头，皇帝对两人都很倚重，但此前杨嗣昌只是兵部尚书，并未入阁，威胁不大。
现在却是加东阁大学士，还管了两个部，尽管是不如薛国观的吏部，但由此观圣心，恐怕薛国观心里也就不那么稳当了。
更为关键的，还是在大政上的分歧。
国用不足，崇祯当然是十分着急，频频问计于下。
杨嗣昌在军务上还是十分来得，所任用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几个都是十分能干的人才，流贼现在几乎被全灭，就是这几人立的大功。
至于熊文灿，也是杨嗣昌举荐，虽然此人有贪财好货的名声，不过好歹是招安了张献忠和罗汝才，立的功劳可就算不小了。
如此这般，杨嗣昌自是春风得意，入阁为相，也是有崇祯酬其功劳的意思。
现在国用不足，杨嗣昌又从兵部专任到入阁为相，此人又是世家子弟，敢于任事，当然也就敢于献计。
薛国观听说，此人提议是再一次加派田赋。
国朝用度不足，根子是太祖设计的赋税制度先天有缺陷，田赋开始定的太低，而且一碗水端平，无视东南和西北的收成差距，这就是一大弊端。
当然，原因也是明朝的文官制度和吏员制度太烂，根本没有办法搞精细操作，只能一刀切。
商税收取不足，现在民间富裕到极处，朝廷却穷的当裤子，根子在哪里，也是不言自明。
此时到处烽火，国用肯定是不足了，皇帝也是窘迫万分，这个时候，谁能献上什么来钱的计谋，多半都会被采纳，更何况是日渐被信用的杨嗣昌提出！
此人也算是敢于任事了，要知道，当今掌天下文脉的是东林，而对加赋加税始终持反对态度，甚至是破口大骂的，也是东林一脉。
当然，东林最反对的是加商税和海税，江南一地，这些年来对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人人都赚的盆满钵满，个个都肥的流油，除了对外贸易，还有开矿，办丝厂，大财东有万亩良田，百万身家的，实在都不是稀奇的事。
所以万历年间，皇帝派税监和矿监于江南各地，收矿税和商税，而由此引发的**和反弹，也是实在不小。
数万人罢市，打死矿税监的事，在万历年间有好多次记录，这其中，谁敢说没有东林党人的影子在其中？
一国之君，派出收税的部下被人鼓动打死，万历因为此事，好多次绝食抗议，明末时节，在这税上头的争执，也可以说是天下奇观了。
神宗死后到崇祯，东林用事，商税和矿税征收的事彻底宣告结束，原本一年还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现在全告终结。
海上收入，尽归郑芝龙这样的投降招安的大海盗。
陆上商税，则尽数为民间豪绅分润，皇帝和朝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
隆万大开海，除了带来通货膨胀，使得政府支出更加支拙外，居然一点好处也没给政府，这也算是天下最奇的奇事了。
相比于明政府的窘迫，同时期的西方却是君主自己投资，开海贸易，甚至是私掠所得，君主都要分一份子，反正要钱不要脸，而且欧洲国家可也没有儒学和东林党，这二百年下来，欧洲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归于王室和政府，民间当然也是好处多多，整个西欧，都是如烈火烹油一般，逐渐变的繁富无比，国力自也是蒸蒸日上，就算是小国，也是有本事组建水师，到明朝家门口来争胜逞雄了。
商税和海税断不能收，杨嗣昌虽是自视甚高，可也不会去捅这种马蜂窝。相比抱成一团的士大夫们，给老百姓的土地再加几厘银子的田赋，想来就容易的多了。
当然做这样的事还会遭骂，加税始终是被诟病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已经算是最省事的办法。
大明有一亿多亩土地，每亩加几厘，就是数百万之多。
根据有人透露出来的消息，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年中，一定就会推行天下，加赋的名义就是练兵用的练饷，全天下加赋的额度是增加七百三十多万两白银，有这么一笔银子，朝廷用度就要轻松很多。
对崇祯来说，杨嗣昌这是勇于任事，可薛国观却是深知，国家大政绝不能这么搞法！
从万历年间，北方就是连连受灾，当时的人虽不知道小冰河时期带来的这种灾害，却也是深知，北方人民已经困苦不堪，绝不能再受摧折。
自崇祯即位，在崇祯四年时已经加过一次剿饷，而北方**的原因，却正是因为加派了辽饷，然后在天灾之后，朝廷不仅不赈济，反而在辽饷之外，又加了剿饷。
加剿饷是为了剿灭流贼，而流贼之起，却是因为加派和天灾，这样的循环，原本就是一个切不断的死结！
如今好歹是有了一个天下初定的样子，犹如人重病之后，刚刚有痊愈的希望，此时再下一剂猛药，病人身体未经调理，非暴疾而亡不可！
事实也正是如此，杨嗣昌主持的加派练饷，不仅没有练成兵马，反而又逼反了大批破产农民，整个北方，原本就已经是一锅烧热的热油，此人的加饷一事一出，犹如冷水入锅，立刻就是炸响起来。
加派的额度，相对于明朝的税赋负担来说，其实不算太重。对江南和湖广来说，加的几厘银子，也是在百姓可负担的范围之内。
就算是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为了收拢人心，号称要废除三饷，但清之征收额度，就是按三饷之后的额度来征收的，所谓废三饷，只是一句空话。
但清初之时，小冰河时期已经过去，北方生产恢复，而绝不象此时，北方连年受灾，政府不仅不赈济，不帮百姓度过时艰，反而是一再加饷，这样一来，除了把百姓逼反，又有何意义可言？
崇祯十二年的加饷，直接使得李自成咸鱼翻身，千骑入河南，一年时间膨胀到五十万之巨的人数，此后破洛阳，围开封，终于不可复制。
明之亡国，这一次加征练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相比于自负的杨嗣昌，薛国观就更加清醒和谨慎的多。对国用不足，他自然也是在设法，但今天在文华殿召对，天子显然对他的徐徐调治，革除冗官，节省用度，裁撤冗将冗兵的办法都不大有兴趣，问对之时，虽未明言，但倾向加赋的意思也是很明显了。
“天子年少即位，于国政不大通晓明白，偏又有这么多幸进之辈，妄言惑乱！”
尽管是满脸春风，笑容可掬的样子，但薛国观看向杨嗣昌的眼神，却是十分冰冷。
若有机会，他一定会将此人打下去，因为这姓杨的虽然也是敢于胆当，勇于任事，但世家子出身，看人看事都太轻易，而且擅作威福，长久用事，一定会坏事。
但有没有这个机会，就实在难说的很了……
“卢九台报宣大镇今年增收二十万石，难得，实在难得。”
在薛国观与杨嗣昌等人互相致意见礼的时候，刘宇亮却是捧着一份奏折，大加赞赏。
听着这话，薛国观也是点头，脸上露出笑容来：“能臣到哪里都能做出实绩来，卢九台剿贼厉害，也不虚耗粮饷，好大喜功，屯田也能有这般成效，实在是能臣典范。”
这个评价，就比刘宇亮的说法更进一步，原本也没有什么，不过隐隐然是刺了杨嗣昌几句。因为这个公子哥出身的兵部尚书，下头的评价就是耗费钱粮，好大喜功。
“宣大得此人爬理清梳，也确实是不小的功劳，不过说只是卢九台一人能做这般事情，学生看也未必见得。”
杨嗣昌心胸狭隘，根本不是容人的事。不过薛国观地位身份在他之上，他公然反击是不成的，不过叫他隐忍下来，也是绝无可能。
当下在案上一通乱翻，找着几封奏书，然后便大声道：“山东的登州兵备道刘景曜奏，浮山海防全部重修完毕，绵延二百余里，有六堡，三十一墩，一百一十七个烽火台，浮山守御所也是重新编练成功，可以立营。嗯，这个事全部是新授浮山游击张守仁所为，年方二十许，能有如此实绩，学生看来，也不在卢九台之下嘛。”
“对了！”杨嗣昌既然说话，而且也是在他份内职掌的话，就是更加理直气壮起来：“又有一封新的奏报，浮山所修成海防，群盗二千余来犯，张守仁整军迎敌，一阵斩首过千级，国朝这数十年来，对海盗有此大胜者，此特例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