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掐着孙兴东的脖子，他发不出声音，奋力挣扎。如今我已经比普通人力量大得多，他只是一个文弱医生，哪能挣得开？被我紧紧按在墙上，直到他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突了，我才低声说：“现在我松手，如果你敢大声呼叫，我立即扭断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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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东连连点头，我把手稍微放松了一些，让他能够喘气：“现在你认识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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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东狂喘：“不，不认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快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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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看得出来他在说慌，他为什么要否认？我的表情变得凶狠，掐着他脖子的手重了几分：“因为你的失误，把他弄死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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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没有收治过你说的病人，不信你可以去查记录。再不放开我，我就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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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d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猛地掐紧了他的脖子，近距离怒瞪着他，杀气腾腾。孙兴东拼命挣扎，眼神已慌乱甚至恐惧，努力点头表示愿意说。但我还是紧掐着他的脖子，这家伙太可恶了，不让他感受到死亡的恐惧，他还会抱着侥幸的心理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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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东整张脸都涨成了酱紫色，眼睛鼓突，眼白都开始充血变红，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小，眼看就要昏迷。我这才放松，他立即呛咳起来，咳得喘不过气来，眼泪鼻涕口水一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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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收紧了手，恶狠狠道：“我最后问一次，只要有一个字假话，这个地方就会多出一具尸体！告诉我，许——平——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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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见了，尸体不见了。”孙兴东简直就是在哭，“他失血过多，多器官衰竭，没能抢救过来，放在停尸房……第二天不见了。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他的来历，领导怕会有人来闹，让我们一致否认，无论如何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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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狐妖都觉得孙兴东这次说的是真话，再说安仔被肢解了卖器官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遗体会到哪儿去了？安仔体内有神秘力量，会不会他没死，自己醒来走了？我问：“你确定他已经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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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我……我要是连临床死亡都不能判定，还能当主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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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也有些道理，而且逍遥客见过安仔的遗体，凭他的眼光不可能看错，我心里刚兴起的一点希望破灭了。我再盘问孙兴东事情经过，原来那天抢救了近一个小时，各种办法都试过了，安仔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参与抢救的人都确认安仔已死亡，因为找不到家属，只好暂时停放在停尸房。当时快天亮，负责看管停尸房的人躲在别处睡觉，没有登记也没有送入冷冻库。参与抢救的人当然不会去关心尸体，之后就下班了，都把这件事忘了。直到第二天下午，管理停尸房的人收到了单子却没找到尸体，这时才发现尸体不见了，连具体什么时候消失的都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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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不可能自己消失，盗卖器官的人应该不敢跑到医院停尸房偷尸体，其他人更不会偷尸体，那会不会是金钱帮带走了安仔的遗体用来挟迫我？以金钱帮的行事风格，这种事是做得出来的，但当时我被逍遥客救走，并且逍遥客警告铁面人三个月内不许为难我，在这种情况下铁面人偷走安仔遗体挟迫我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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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各种可能性之后，我又有点相信安仔是复活了。如果他活着，一定会回家过年，我只要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我不知道安仔家的具体地址，此刻工地上也不一定有安仔的老乡，我只好打电话给谢知顺，叫他帮我打听。谢知顺与各工头、班组长都很熟，花了半个小时左右，打听到了一个地址，但不能确定是不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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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长途汽车也很难挤上，几经周折，花了四天时间我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小村子，约有三四十户人家，住得很分散，满眼都是贫困萧条，但带着点自然和原始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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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向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许平安的人。小孩说有，外出打工没回来，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安仔要是活着，一定会回家过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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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很热情，主动带我到安仔家门口。那是一栋很小很破旧的小屋，屋子旁边以岩石和茅草盖了个猪圈，濛濛细雨中有个苍老瘦弱的老妇人正在喂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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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的小孩用方言叫了几声，老妇人转头望向我们，表情木然，眼神呆滞，加上有些散乱的花白头发，更显得苍老憔悴。我说是安仔的同事，路过这儿来探望一下，小孩帮我翻译之后，老妇人才有了些精神，快速说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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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为我们当翻译，原来安仔的母亲只听说安仔跟别人打架，离开了工地，之后就没有音信了。她不会说普通话，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许成友死了，她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委托寻找安仔的直系亲戚，只能在家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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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不该给老人希望，因为希望越大绝望就越深，但面对老人我还是忍不住说慌了。我说安仔在别的工地找到了工作，要加班所以没有回家过年，托我带了些钱回来。我给了她早已准备好的两万块钱，这是我银行里能取出的整数，够她用一段时间了。大叠钞票当然让老人很高兴，但更让她兴奋的还是安仔的消息，而我害怕她满怀希望的眼光和没完没了的询问，匆匆告别，逃也似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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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要找到安仔，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当然我一千万个希望找到活着的安仔，可是他（或者他的遗体）会到哪儿去了呢？没有别的线索，那么只能再回去从源头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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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还是一样的拥挤不堪，车厢内乌烟障气，好不容易到达那个小县城。我没去医院，而是直接去之前宋信关押我的那处院子，这事必须得找金钱帮的人问个清楚。如果不是金钱帮的人偷走了尸体，有必要的话，我不惜用“金钱使者”的身份让金钱帮的人来调查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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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子大门紧闭，我用力拍门，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来开门，是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头。他上下看了我几眼：“你是魏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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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客气：“叫你们最高负责人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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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皱眉：“什么最高负责人？这里只有我一个，看一个月六百块钱。前两天有个年轻人来，留下一包东西说要交给你，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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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不出谁有东西交给我，跟着老头一起往里面走，果然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别人，连像样的家具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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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从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上面没有写字，封口已粘合。我问：“留下这个东西的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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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抓了抓头皮：“他没说名字啊，二十来岁吧，看着挺精神，像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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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撕开封口往里面一看，最先看到了一张身份证。拿出一看，身份证上面的相片是我，但是姓名、出生年月、常住地址，身份证号码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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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搞什么鬼呢？我再看纸袋里面，还有毕业证、个人简历、获奖证书、入职通知、火车票等。所有证件上面的相片都是我的，其他资料都不属于我，似乎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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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目十行快速翻阅了一下证件和文件，大体明白了是什么意思。这个“我”名字叫做李中卓，合肥人，毕业于某知名院校路桥工程专业，研究生，现在被一个冻土研究实验室招聘，要在3月1日抵达兰州火车站，车票都给我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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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惊且怒，毫无疑问这是铁面人的安排，这么快就开始指挥我了，而且还让我冒名顶替！但我完全猜不透他的用意，什么路桥工程我完全不懂，冻土实验这么冷门的东西，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让我冒名顶替，人家一问就露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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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逐一细看各种证件和文件，身份证上的相片与我的身份证上的是一样的，看不出是假证。毕业证与我真实的毕业证相片也是一样的，看不出一点伪造的痕迹。关于那个冻土实验室，只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冻土研究所，没有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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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背上发冷，铁面人竟然知道我会在近期内来这儿，说明他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并且猜到了我的想法。如果我不按要求去做，他肯定会用我的亲人或朋友来挟迫我，但这一去，不知会有多少麻烦和凶险，找安仔的事怕是做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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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了一会儿，我屈服了。不论安仔是死是活，现在找他都不是十万火急，铁面人的要求我却不敢不去做，我必须走一趟。至于会不会被人看出破绽，那就不关我的事了，万一我被人识破了，那是他们没有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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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无可奈何的郁闷心情我上路了，火车票是软卧，对于连硬坐都买不到的我来说，还算是一点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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