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群小孩在炎炎烈日下追逐玩耍。为首的一个小男孩跑得满头大汗，一脸通红，从后山的小松树林一阵风似的跑到村后的小竹林里，后面跟着一群小男孩儿小女孩子，玩累了又回到村口的小祠堂。住在祠堂后面的炳根大叔手摇一把蒲扇，正坐在自家门口纳凉，这些小孩又围过来嚷嚷着要听故事。
这个炳根大叔年轻时可真是了得，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担任过少共宁安县委宣传部长，游击队大队长，红军长征时因患眼疾没能参加。红军长征后，红色苏区一片白色恐怖。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炳根大叔四处漂洎，解放前夕才回到家乡，到村里大家几乎都认不出他了，不到四十岁的人，满头白发，当年由于眼疾没能得到及时医治，眼睛几乎失明，到家其实也没有家了，父母在他离家后思念过度，两年内分别辞世，唯一的哥哥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此没了音信。
刚解放那几年，政府还没有什么抚恤，都是靠乡亲接济度日，后来落实了政策，生活才有了保障，闲来无事，他就经常和孩子们讲讲过去的光辉岁月，孩子们对他佩服得是五体投地。他很知足，常说，村子里8户人家，两个出去当红军的，出去了以后就都没有回来，牺牲了，1956年才收到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通知书。而他还活着，现在得到政府关照，他知足了。看到孩子们嚷嚷，他清了清嗓子，刚开了个头，就听见一声喊：“大明，不要闹了，没事跟我到学校读书去”。
喊话的是村里的秀才江仁贵，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断文识字，现在邻近的荷塘小学教书。叫作大明的孩子大约5岁左右，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他听见江老师叫他去读书，歪着脑袋有些不相信地问道，跟你去读书？江老师笑笑点点头。站在一旁的黑皮说，我也要去，花妮也争着要去，孩子们嚷嚷着都要去。江老师说：“你们家里事多，先都不要去，等大明学会以后教你们”。
大明说，我回去跟奶奶打个招呼。大明和小朋友做个鬼脸，一溜烟似的跑回家。
奶奶正戴着老花眼镜在家门口一针一线纳鞋底，听说仁贵要带孙子去读书，高兴的追着孙子的背影喊道：“大明，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要跟人家吵口打架”。
大明一蹦一跳地跟着江仁贵沿着田埂走到离万家山村大约两百米远的荷塘小学。说是小学，实际上是在一个祠堂里上课。全校只有江仁贵一个老师，三个年级，不到二十个学生。这群学生正在祠堂门口嬉闹，看到老师进了祠堂，不知道哪个喊了一声“上课喽”，大家便一窝蜂似的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桌子，凳子是祠堂里常见的约一尺高可以坐几个人的长条板凳。
大明看到同学们都纷纷坐了下来，他楞在那里，不知道自己该坐在那里？江老师指了一下，大明就在年龄较小的同学旁坐了下来。
江老师轻轻咳了一下，目光扫视了一遍刚刚安静下来的同学们，慢声说道：“今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新同学，是从泰平市来的。他的名字叫江大明。大家欢迎”。
同学们都友好地鼓起掌来，纷纷转过头来看着江大明，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江老师说：“大家安静，现在开始上课。今天下午的课是三年级的语文。一、二年级的同学做上午布置的作业”。
江大明第一天来上学，没有课本，也没有作业，无所事事，索信他就听江老师上的三年级的语文课。
荷塘小学实际上是村民自发兴办的一所学校。政府的教育部门没有备案，国家是不认可的。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还不能算是一所正规学校。但是政府办的学校离这几个村子至少也有二十几里远，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小孩子来回走读确实很不方便。因此，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大多数都没有上学。
这一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按照南方的风俗习惯，这一天要喝“红丁酒”。也就是村子里凡是上一年生了男丁的，盖了新房的，都要在祠堂里摆酒庆贺。村里的男人，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上桌白吃白喝一天，以示祝贺。荷塘村的“座堂公”也就是村里辈份最高、年龄最大的九爷，此时正坐在祠堂酒席上席喝酒。他看到在祠堂前跑来跑去疯玩的孩子，轻轻地抿了一口酒，对众人说道：“这么多娃儿不去读书也不是个事，我们世代贫穷也是因为吃了没文化的亏。邻近万家山村的江仁贵读过几年私塾，是个秀才，何不叫他来教娃儿们识几个字”。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这年的元宵过后，九爷柱着拐杖，颤巍巍地和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到距荷塘不远的万家山村，上门请江仁贵出山当先生。
江仁贵一听此事，连连摇头推辞：“使不得，使不得，我自已才读了几年私塾，最多只有小学水平，哪里能当先生，岂不误人子弟”？
九爷好说歹说，江仁贵才勉强答应试试。言明只教语文，算术，报酬是每个学生每月2元钱，没有钱可用等量的米来抵数。
荷塘小学至此已开办了三年。学生主要来自荷塘附近的白卯坑、万家山、东坑、塘边这几个自然村。
大明上学的时候全校有18个学生，分为三个年级，绝大多数是男孩。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认为男孩大了要主事，要成家立业，识得几个字就不会受人欺负，至少打官司有人会写状子。而女孩子迟早要嫁人，是帮别人家养人。因此，读一年级的时候女孩子多一些，二年级少几个，大明上学的时候女孩子就不到三分之一。
那时候国家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小学教材按各地教育部门上报的学生人数供给。荷塘小学名为小学，实际上就是一个地道的草根学堂，国家教育糸列目录上是没有这个学校的。
江仁贵千方百计从在正规学校读书的学生那里找来人家用过的1-3年级旧书，作为教材，给学生上课。几年下来，学生认得了不少字，也学会了算数，江老先生在十里八乡赢得了好名声。
但学校的条件实在太差，除了上语文、数学课外，江仁贵还会安排一些体肓活动。
学校唯一的体肓用品是一只红绿相间碗口大小的皮球，那是江仁贵从自已工资收入中挤出2、8元钱为学生上体育课购买的。
在皮球没买来之前，体育课的活动项目是丢鞋比赛。江仁贵从家里找来一双烂兮兮的破解放鞋，谁扔得最远，谁就是冠军。
星期五下午上体育课，同学们闹哄哄地站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江贵仁吹了吹口哨，大家才安静下来。江仁贵道：“下午的体育课是拍球比赛。谁一次拍的次数最多，谁就是冠军，得三支铅笔；第二名两支铅笔；第三名一支铅笔”。
大家都争着要第一个参加比赛。江仁贵手中拿着红绿相间的新皮球，大声说道：“同学们不要争，大家从高到矮排好队，从高的开始”。
彭有财个子最高，年龄也是最大的，已经十二岁多了，长相憨憨的。他从来没玩过，也许紧张的缘故，还没拍两下，球就脱手了。
大家哄笑着。长相机灵的邓汉三接过球，有板有眼地拍了起来。同学们跟着他数数，一直数到47，大家“哗”地鼓起掌来。
邓汉三好像冠军已非他莫属，得意地向大家摆手致意。
随后同学们的拍球次数都有没有超过邓汉三。江大明一直站在旁边看着，小手按着拍球的姿势比划着。最后一个上埸的轮到他了。只见他人小鬼大，从江老师手里拿过皮球，摆好架势，不慌不忙地一下一下地拍了起来，当超过47下的时候，同学们都“噢”地一声轰动起来了。那只皮球好像粘在他的手上一样，又好像有一根线牵着，始终在他的掌控之中。当数数的数字超过100下的时候，四周尽是掌声。这个成绩已超过邓汉三一半多了。
江仁贵不停地点头微笑。他吹了一下哨子，示意可以停止了，大明还恋恋不舍地拍了几下。
江仁贵郑重其事宣布：“经过激烈的比赛，江大明成绩是103下，荣获第一名。大家鼓掌祝贺”。
大明在同学们的一片掌声中，从江老师手中领到了一张手写的大红奖状和三支铅笔。
放学回到家里，大明把奖状整整齐齐贴在堂屋的正墙上。爷爷和奶奶知道孙子拍球比赛得了奖，高兴地合不拢嘴。爷爷爱抚地摸着孙子的小脑袋，奶奶则骄傲地说：“我家大明就是本事大，有出息”。
大明在学校比赛得奖的消息很快在万家山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传开了。大家佩服的是他年纪最小，比赛蠃了比他大许多的孩子。
大明在孩子们中的威信更高了，俨然成了孩子王。身后总是跟着一大帮孩子，有时候来了兴趣，他也教小伙伴一些刚刚学到的语文和算术。
黑皮和花妮因为家里穷，兄弟姊妹多，一直没有读书。后来黑皮当了大队会计，花妮也当了大队妇女主任。多少年以后，他（她）们都还说，这是当年大明教他们识字、算数，有了文化，才使他（她）们当上了大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