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每天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同学们都要进行早敬。上课铃声一响，同学们回到教室，各就各位，排长一声“起立”，一阵凳子的搬动声，同学们站了起来，每人右手举着一本红色的小本子，在排长的带领下，统一内容，朗朗念道，然后正式上课。
那时候兴讲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初中生算不算知识分子，同学们感觉是又好像不是，反正那时候大学生挺少的。既然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那就要到工厂去，叫学工；到农村去，那叫支农。学工支农离家较远，都要到职工食堂或生产队吃饭，那还要进行“餐敬”。在餐敬之前，谁都不能先吃饭，否则就是“不忠”。如是全连行动，则要在连长的带领下，先异口同声地重复类似早敬的“餐敬”，然后才能正式用餐。
“复课闹革命”初期，大家的心都是野的，疯了那么长的时间，心哪里一下收得拢？由此不少同学迟到早退，早退倒问题不大，若是早上第一节课迟到，没有早敬就涉及到一个“忠不忠”的问题了。不要任何人提醒，迟到的人都会主动到学校大礼堂伟大领袖像前补早敬。
吃完早饭后，江大明背上书包急匆匆往学校赶，但还是迟到了。他跑进学校，路过的教室正在做早敬，远远看到自已教室里班上的同学手举着小红本已经坐下，很明显早敬已经做完了。
他非常内疚，非常心虚，也非常自责，回转身，他毫不犹豫地一路小跑，从书包里取出小红本子，小心翼翼地走到学校礼堂主席台上，面对伟大领袖画像，右手举着小红本，口中念念有词，毕恭毕敬地做完早敬。尽管没人看到，但做完这道程序，江大明如释重负，心情舒畅非常坦然地走进教室上课。
有时候碰到“扎堆”迟到的，不管是哪个年级的，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也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学校礼堂一本正经地集体虔诚早敬。
六十年代末期，伟大领袖身着草绿色军装，神采奕奕地在北京广场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后，绿色的军装成了当下中国最兴时的服装。
那时候中国老百姓的衣服颜色十分单调，不论男女老少，皆以黑或灰色调为主。俊男靓女穿上崭新的军装往街上那么一走，那绝对是鹤立鸡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时的江大明已是初二了。初一《一班》的楚彪，父亲是泰平军分区的后勤部长，哥哥在福建当兵。他哥哥从部队给他捎来一套半新旧的军装，军帽和军鞋，他穿在身上虽然显得不那么合身，但也使很多同学羡慕不已。
第二天上午到学校，他头上的帽子忽然不见了。同学问他，你怎么不戴军帽？不雄壮嘛。楚彪苦笑着说：“昨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家抢了”。
那时候街头抢军帽、抢纪念章的现象时有发生，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一般老百姓弄不到正规的军装，特别是年轻人喜欢跟风，只好找一些类似绿色的布料，做成衣服，权当军装。
江大明也十分渴望有一套绿色的军装，最疼爱孙子的奶奶自然了解大明的心思。她用全家一年的布票，到泰平市当时最繁华的大街，找到百货商店，买了足够几个小孩做军服的白坯布，又到染料店买了4包染料，回到家立马生火烧水，把4包染料放到烧开了水的大铁锅里，然后把白布放到锅里不停地搅动，搅动均匀以后，取出晾干。
奶奶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首先为大明量体裁衣，精心裁剪了一套军服，边角废料做成了军帽和军鞋。这一整套军装，虽和部队正规的绿色军装不可比，颜色黄黄的，但也还像那么回事，特别是合身，长短大小刚好。做好以后，奶奶叫大明过来穿上试了试，觉得还可以，又忙着去给小华量体裁衣。
大明穿上新衣服，戴上军帽，穿上军鞋，跑进房间美美地照镜子，总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不到位。他想了想，从抽屉里找出几张红色塑料片，用剪刀剪成了一个五角星，两个红领章。这时，大明手里拿着红色的领章和帽微，竟有些犹豫不决：用胶水粘吗，显得熨贴平整，但会把崭新的军衣搞脏了；想了一会儿，还是用大头针细心地把领章、帽微别在帽子和衣领上。
穿戴整齐后，江大明对着镜子敬了个军礼，然后迈着正步上街显摆。他特意往人最多、最热闹的大街走了一趟。
大明的着装引来路人异样的目光，还有的人在善意地笑着。在繁华的大街标准钟的转弯处，有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特意走到江大明身边，悄声提醒道：“你帽子上的五角星别歪了”。大明取下帽子一看，大头针没固定好，五角星歪到一边去了。大明匆匆跑回家，取下了五角星和领章。
第二天一早，江大明喜滋滋地背着书包去了学校。一路上，大明总感觉到路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他自觉不自觉地昂首挺胸，装着很自然地样子走进教室。
离上课的时间还早，教室里只有十几个人。
一进门，覃中华就夸张地叫道：“八路军进城啦”！
江大明穿着军装，就有点军人的感觉。他立马双腿并拢，立正敬礼道：“报告首长，一连二排二班长江大明前来报到”。
同学们笑着，一下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评价着。
施凡生认真地说：“你这套衣服看是蛮好看，就是有点像阎锡山晋绥军穿的服装，黄不拉叽的”。
大明笑着说：“你是在骂我吧？还说什么晋绥军”。
施凡生油腔滑调地辫解道：“我是很羡慕你”。他转而正经地说：“你这套军装是挺不错的，就是少了下面两个口袋。如果有四个兜，那就是干部服装了”。
王力平“扑哧”一声笑了，说道：“还什么干部服装？黄不拉叽的，我看就是日本皇协军小队长”。
大家哄堂大笑，大明也不恼，跟着大家一起笑了起来。他想，管他是皇协军还是晋绥军，只要像军装就行。
下午上体育课，其实就是军训，队列练习和走正步。一节课下来，大家累得满头大汗，三三两两地找荫凉地方休息。
范小荣走在江大明后面，趁江大明不注意，猛地一把抢过江大明头上的军帽，戴在自已的头上扭头就跑。
江大明返身去追，一下从后面扯住了范小荣的衣服，“嗤”的一声，范小荣的衣服后背横向拉开了一个大口子。计划经济时期物质比较匮乏，卡琪布和灯芯绒算是非常奢侈的了，大多数人穿的都是棉布衣裳，补丁加补丁，有的补到没法再补为止。
江大明本能地松了手，心想“糟了，把人家的衣服弄破了。”
范小荣停下脚步，生气地把江大明崭新的军帽往地上一扔，脱下自已的衣服。一看自己衣服后背的棉纱都横向分离，像医院的纱布一样了。
他恼怒地瞪了大明一眼，正想发作，不知道哪个同学说了句：“家里这么有钱，还穿这么旧的衣服，早该丢到哪一国去了”。
江大明扯破了人家的衣服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本想说一句“对不起”之类的话，但他看到范小荣把自已崭新的军帽就那么随地一扔，觉得彼此也就扯平了。
范小荣一声不吭，气嘟嘟地走了。
事情过了一会，江大明竟把这不愉快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那个年代，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一般老百姓，奉行的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尽管范小荣的爸爸是抗战老干部，行政13级，属于高干，又是市委副书记，但在艰苦朴素方面，对子女的要求那是相当严格的。
下午放学的时候，按照军训的要求，同一个方向的要以排为单位，列成纵队回家。江大明穿着军装走在队伍的后面，快到市委机关干部宿舍大院的时候，江大明突然感到后面的衣服一下被拉紧，只听“嗤”的一声，回头一看，只见范小荣手里拿着把锋利的铅笔刀，一溜烟地跑进了市委宿舍大院。
江大明伸手往后一摸，衣服后面纵向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同行的几个同学看了都惋惜不已。
女同学宁红心疼地说：“可惜了，划成这样，补都没办法补了”。
徐政安目睹了下午两人的过节，他忿忿地说：“范小荣这个兔崽子，打击报复也太厉害了吧”。
江大明急忙回家，脱下衣服一看，只穿了一天崭新的军衣后面，斜斜地被划了一条足有半尺来长的口子，就像开错了叉的西装。
虽然说没办法补，但奶奶还是戴着老花眼镜，把军衣后面开叉的地方，一针一线缝好了。但缝得再好痕迹还在，就像一只蜈蚣趴在那里一样，实在有碍观瞻。
这军衣实在没法穿了，江大明高高兴兴只穿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