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影蓝刀]：这是蓝刀非常欣赏的一篇论文，也可以说它所提出的思想和提供的资料对《帝国的觉醒》影响非常之大。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机会，可是现在……却只能在梦中重新来过——
ps：从作者的用词来看，似乎和蓝刀一样有点小小的“帝国情结”啊，呵呵~~
明帝国的海外贸易——孕育生机的开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姬水寒
1573年6月中旬，一件在当时的菲律宾土著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于今天被正式载入史册。两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这就是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首航。至此，马尼拉确立了它作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经营着明帝国与美洲的贸易，他们从帝国的商人那里获取丝、絹、瓷等高级奢侈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帝国商人的硬通货。这条航线利益巨大，西班牙王室本在1579年王家法令中承诺给予新西班牙、秘鲁和危地马拉的所有西班牙商人通航权，但很快地，王室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大量的西班牙商人被吸引到这条航线上来，白银流量以每年一倍的数量增长，到1597年便达到了创记录的375吨。西班牙人深感忧虑，1587年一名忠诚的西班牙官员在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密信中谈到：“许多白银和银币都被运到马尼拉去交换中国的货物，虽然部分仍留在那里，但其余全部都被中国商人运走。”菲律宾总督于1597年复述了这一事实。次年，马尼拉大主教再次向西班牙国王做出汇报：“每年从新西班牙运来的一百万银币全都违返陛下的命令，落入中国异教徒的手中。”王室并非袖手旁观，1593年时王家禁令已被颁布，西班牙王室力图以此限制白银的流出，并将此条航线交由王室专营，但作用有限，西班牙商人不顾禁令以走私的形式予以回应，白银以平均每年80~125吨的数量继续流入明帝国。
大规模贸易的倾向并非始于今日，隆庆元年海禁大开前早有人冒险涉足，但明帝国与美洲的间接贸易确由西班牙人开启。自此以后，帝国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段、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陬，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讧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曾提到：“东洋吕宋，地无它产，夷人悉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它携来，即有货亦无几。”从帝国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技术先进，每艘造价仅千余两白银，而所获每每过万，财富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帝国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
【注：本篇中所有度量衡皆已换算为十进制】
因为大部分属走私贸易，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绝不可能，但一个简单的推导可以说明，100~125吨白银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因为当时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运量达到了150吨，根据当时的航海资料和西班牙官员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支付给帝国商人的货币而运走，如果排除这个唯一可能的解释，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明那些白银的去向。万历十年，棉价每匹03两白银，绢价每匹07两白银，按照每匹最低获利十倍的价格计算，历年自帝国输出的商品根本无法统计，当时普遍的说法是，“从智利到巴拿马，随处可见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他们的丝织品质地优良，所要的价钱只是我们所要价钱的三分之一，他们很容易与我们竞争。”很显然，这样高的价格优势只能出自一种情况：规模化生产。
有充足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充分参与了这场由西班牙发起的美洲掠夺运动，并且从中受益良多。据估算，作为明帝国纺织业支柱的江南地区17世纪初产棉布已达2500万~3000万匹，丝织品70~100万匹，然而如此之高的产量仍然因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巨大的利润刺况：农村人口过于庞大，城市被无数贫穷的乡村包围，传统工业中最先进的部分已经破产，四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和清廷的专横造就了4亿人口，但这样的人口增长毫无效率，他们只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而无助于国民经济内涵的转变，谁告诉你们美洲财富的流量可以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诚然，我的假设倾向于将可能当作必然，它也确实滑翔在一根钢丝线上。那就是一个颇为软弱的帝国政府，它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无力将农民禁锢于土地之上。但请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明帝国的人口增长率远比它的后继者来得低。这其中存在三个因素：美洲作物此时尚未大量种植，限制了人口的直接增长；频繁的天灾和弱化的帝国政府管理体制，共同导致了流民的增加以及开垦荒地的效率低下；美洲白银流入而改变的农业结构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抵消了一部分。
有一种说法是棉桑导致人口况下他们显得多余，在这时不仅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甚至为家庭挣得了额外的收入，所以棉桑导致人口结深重的保守主义者们所把持，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白银的诱惑下选择转换阵营。
马六甲的这条航线可能将大量的白银带入帝国，而且也是海洋贸易的主要渠道，否则就无法解释长期以来困扰帝国的白银缺少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开辟了一条从里斯本到果阿，从果阿经马六甲再到澳门的航线。可以断定的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找不到任何欧洲商品向亚洲大量输出的记录，即使为他们自己所称道的纺织业，其最低成本价格也在中国商品的三倍以上，尼德兰最好的棉织品的质量仍不能与产自中国杭嘉湖的丝绸相比，这促使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先后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商品的流入。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可以证明，1602－1682年中国的瓷器输出达到了1600万件。因为种种因素，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的确通过葡萄牙人的航线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中途经过了印度，有一部分长期滞留在那里，其余大部分来到东南亚，通过购买香料的形式置换掉一部分，剩下的汇合马尼拉航线的白银被中国的商人运走。留在东南亚的那些白银一部分通过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余部分由于拥有香料和宝石的交易而放缓了流入中国的速度，但最终仍然来到了中国。此外，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得到了特殊的贸易地位，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与帝国直接贸易的权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通过转手中国货物获得每年二百三十五万两白银的收益，现代的日本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如果日本在初始的官方贸易时便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是不会落到如此境地的。
帝国政府禁止与日本的贸易确有充分的理由。早在朝贡贸易时，他们便常常没有国家作为信誉担保，他们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地方番主为了获得与帝国的贸易机会而产生的自发行动，逾期不归已被他们当作赚取利润的必要手段，他们的番主不仅在朝贡贸易时相互之间大相争执，甚至通过与帝国的海盗集团勾结的方式掳掠东南沿海，帝国的东南沿海深受其害。杨守陈在＜议倭＞中指出：“倭拏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器而恣肆侵扰；不得其间则陈其方物假称朝贡。”“倭夷来朝，利与中国关市久留，鄞守臣趣有司牵海舶行，倭操短兵操乎，杀纤夫数人，知鄞县朱讷驰骑入其曹，语译者以祸福，约三日出关乃定。”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没有涉及到多少幕府的利益，幕府对颁发“勘合”（朝贡的证明，国家保证信誉的证书）并没有严加审核，致使其成员组成异常杂乱。“今朝廷未纳其贡，而吾郡先罹其害。芟民稼穑为之舍馆，浚民脂赏炎之饮食，劳民筋力役使防卫，昼号而夕呼，十征而九敛，虽鸡犬不得宁焉！且彼且纵使无道，强市货物，善谑妇女，貂珰不之制，藩宪不之问，郡县莫敢谁何，民既哗然不宁矣！”帝国希望通过禁止对日贸易的形式遏制危害的蔓延，却反而加重了危害。倭人与中国的海盗勾结，肆意妄为，无恶不作，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所以在1567年海禁大开时帝国政府仍然坚持禁止对日贸易便在情理之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虽然由于先前所述的原因而被排斥于直接贸易体系之外，但是它却是帝国白银的几个主要来源之一。日本富产白银，日本人在石田、但马、佐度、甲斐、秋田等地开采银矿，用“银山银吹”的方法使矿渣分离，提高了白银产量，从而使白银成为他们的主要硬通货。当时日本市场上中国商品的价格非常高，一斤丝市值六两，一斤丝绵市值二两，红线一斤七十两，水银一斤三两，每一针值银钱七分，一口铁锅值银一两。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降低，而此时由于银荒所导致的银价居高不下却困扰着明帝国，这无疑大大刺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那种建立在社会对铜钱普遍认可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经受不住私钱泛滥的打击的，最终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继位时，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1：3000，黄金与白银的比价跌到了1：13，显示美洲白银的流入持续增加。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西班牙市场金银的比价浮动于1：125到1：14之间，而同时期明帝国的比价却浮动于1：55到1：75之间，如此悬殊的汇率差距在今天必然因金融资本的迅速流动而立即平衡，但限于那时的信息、交通因素，这样的平衡显得非常缓慢，并且是以帝国黄金的输出为代价，这样的趋势无法持续很久，白银的不断流入必然导致金价的上涨，从而在某个临界点形成对黄金的迫切需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是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之上，在他通过帝国政府的名义正式宣布改革前，民间早已储备好大量的白银用以支撑帝国的货币信用，被货币危机折磨了近百年的明帝国从此步入了新的时代。
城镇开始迅速发展，大批新兴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都是以专业生产丝棉著称。这些市镇人口普遍超过两千，无暇统计他们之中有多少受益于海外贸易而发达，因为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海外贸易是其税收的主要来源，帝国的海关数据也支持了这种论断。但根据当时的记载，“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闽广人贩其归乡者，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白银动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万计。”而万历后期福建月港的统计是29000两白银，其余主要港口都低于这个数字。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大量的税收被逃避了，帝国损失的尽管难以统计，但其数额必定极其惊人，因为1567大开海禁前，几乎所有的货物都是通过走私渠道输出境外的，那一部分流失的税收无法统计。
如果我们承认帝国的权力阶层广泛参与了这场利益追逐，那我们就不应该像某些学者所指称的那样将明帝国的商业繁荣贬为“畸形繁荣”而否定帝国的商业成就；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官场并不如他们如宣称的那样公正无私，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肯定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对商业活动的热衷；如果没有这场海外贸易，帝国的南方是无法远远地将北方抛在后面的；如果没有这场海外贸易，江南的农业结构中传统粮食作物的比例将高得多；没有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大量用作硬通货的白银，张居正的改革根本无法实施，或许…他所面临的那些问题都不会出现，不是吗？
偏见和愚信总是人们所固有的，尤其当他们不断地接受那些被认定为真理的所谓真相时，这种病症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在盲目的崇信和执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这种追求将导致情绪的剧烈浮动，并造成凭空的猜测和无端的幻觉，从而引导我们滑向谬论的深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个绝对，甚至在我们本身也无法对宇宙的性质做出确切的答复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论断一种妄想的绝对呢？如果我们断言一种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宁愿承认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认历史的绝对存在，拒绝承认历史的绝对性，一种事物的产生不过是无数事物运动的结果。我非常悲伤地看到，人类惯于以他们的愚昧和无知断言他们所膩想的事实，尽管我承认这确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这种状态不也是如此？事实是，我们存在于自我的悲哀中无法解脱，于是诳念像野草一样从石缝中钻出来，并主导世界。
如果不幸读到这段批判性宣言的人认为我的言论中隐匿着一种不可救药狂傲，我得向您坦承这点，并且我深以为荣。但是，当我面对我所断定的巨大谬论时，我不得不严厉如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如此地强大，使得于我必须回之以更为凶猛的攻击。问题在于，有什么事实足以论证明代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帝国政府莫明拒绝巨大而可观的海外利益？并且这种解释的理由是诸如：“儒家思想重农仰商的结果”这样的论述。我不想论及这种思想的起源，这脱离了本篇所要论述的范围，但我绝不相信有人会在1000的贸易利润面前止步，就像意大利并不怜悯斯拉夫人的鲜血而用他们的自由换取穆斯林的财富一般。
参考书目：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下
＜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
＜白银资本＞
＜十六世纪中国明代财政与税收＞
＜中国税赋史＞
＜中国价格史＞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