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学楼往前行出百步左右,就是学堂的藏书楼。
楼楣上悬匾“百味书屋”。
叶梦得咦了声,“这名起得倒是有趣。”
章舜举微微笑着,“人生百味，尽在书中。咀嚼百遍，方得其味。”
叶梦得哈哈笑起来，“有意思。”
不经过人生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来。
朱震眯眼看了眼匾下——题篆依然是“凤山”。
这回书的却不是颜体，而是行楷,七分端谨,三分灵动。
端于书而不尽信书，思辨灵活。
何涣微微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
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
何涣起了惜才之心。
苏駉捋须一笑，也说了句：“心思巧妙。”
何涣哼了声,甩袖径直往前。
苏駉哈哈一笑，双手负后，悠然而行。
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自苏駉掌校后，学风、思想都更加活跃，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倒不如谋业而安。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方面的忧虑，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
有这番思虑，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
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
在凤凰书院，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
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及至大宋，士子功利心更重，官学之弊尤甚，学子争驰功利之末，而弃道德之本，以空虚之说为是，而无济世保民之心。
至元丰、崇宁大兴官学，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而这些书院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
及至朝廷南渡，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学风、教育资质参差不齐，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
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教以“学问”，而非“仕途”。
写道：“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学子不能“为决科利禄计”；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而应注重德行培育；书院办学之宗旨，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苏駉认为，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
与书院的“传道济民”相较，共济学堂以“教化安民”为旨，一个“济”，一个“安”，一个是经国济世之大道，一个是安身立命之小道。小道若走偏了，就是僻道；走正了成坦途，便也能成大道。
共济学堂这条道能走多远？
总是要试一试的，苏駉心想，就如凤凰书院“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路子，不也走得有声有色？！
顷刻，众官步入书楼内，但见一室宽阔，内里是一排排樟木书架，外面整齐摆放着杉木书桌和书椅。这时学子们都在上课，书屋内空荡荡的，只有青巾布袍的书管恭敬立在一旁，向众位官人行礼。
两位夫子守在门外，以防学子下课后贸然闯入。
门内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一座木刻屏风，填漆字体遒劲有力，赫然醒目。
左面的屏风刻着“学思并进”。
在这行字左侧又刻着小字释意：
“学者，知之其理也，不可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不拘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意思是，“学”要吸取先行者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思”要注重独立思考，不要为先行者的学说而构牵，而学和思要并行，不可偏废一方。
众官看后，都微微点头。
右面的屏风刻着“行先知后”。
在这行字左侧也刻有释意：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盖因往圣之学，已立知矣。而思辩辟异，未尝离行以为知也。故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然知行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当相资以互用，不可缺也。”
众官看完这段文字，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
这段话说的是“知行论”。
“知”即道德知识，“行”即实践。
知行论一直是儒家争论的论题之一。
时下儒家三大学派，王学倡导“知行并发”，程学倡导“知先行后”，温学倡导“知行合一”——共济学堂立在这的“行先知后”，便与三大学派的论点都大有差异。
名可秀提出的是一种实践创知论，主张获取“新知”必须以“行”为前导，唯“行”才能获得“真知”。
对于共济学堂的学子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未来的出路是从事各类技业，而圣贤学说和课本知识无法解答在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一切得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在实践中思考创造，解决问题，获得新知。
因此，行在知前，行为重。
而司马光的温学主张“知行合一”，继承的是荀子的学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说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意思是说，闻、见、知、行，是学习的四个阶段，而知在行先，但行是最高阶段，行高于知。这是因为，只有将知付诸实践，才是对知的真正体会。若知而不行，必然陷入谬妄困惑。——从知行的先后上来讲，仍是主张知在行前；但又强调行高于知，故而为知行合一论。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知行并发”，即：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意思是说，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益于行的深化。
二程的洛学则鲜明主张“知先后行”——
“须是知了方行得，……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为先。
比较而言，名可秀的“行先知后”论与王学的“知行并发”最为相近——“行先知后”也必须在已知的原理根基上进行，即王学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
而与另外两学派的差异便大了。
在场众位官员面色各异，有蹙眉，沉脸，也有嗔眉怒色。
属于王学派的官员中，如叶梦得、张致远、苏駉等几人，虽然蹙着眉头，神色还算缓和。
而工科给事中贾安宅等三五位官员属于温公学派，便沉了脸。
二程洛学派的朱震、许景衡、何涣等官员就明显有怒色，这“行先知后”分明与洛学的“知先行后”南辕北辙，完全是对台啊！
而最不为所动的，当属宋藻、朱跸二人了。
不过，这两人本就是名派官员。
在同属名可秀阵营的官员中，学派很杂，像丁起倾向王学，赵鼎倾向洛学，陈旉倾向温学，也有师从张载关学，苏派蜀学，吕大临吕学的……但追随名可秀日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学术政治的影响。
其中，又以出自名花流的官员为甚，如：礼部侍郎宋藻，京卫营都统制姚仲友，军器监少监沈元，兵部郎中谢有摧，邢部郎中方显朴……论学术造诣又以宋藻为最，成为名可秀推行学术学说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她将宋藻安置进礼部，便存了推行学术之心。
宋藻唇边笑意一闪而逝，一脸端然道：“这‘行先知后’倒是有些意思，不过，与时下之论颇有不同啊。”
朱震、许景衡、何涣暂压怒色，且看这学堂都斋怎么说。
章舜举一脸谦和，神色从容道：“关于知行之论，各家均有观点。不过，对敝学堂学子而言，‘行先知后’较为相宜。——便如各家书院，教义不同，所授学说亦是有差异的。”
像洛阳的伊川书院，嵩阳的明道书院，便是分别以二程——大程伊川先生程颐、小程明道先生程颢——的学说为教；无锡的东林书院以前是杨时的讲学之所，主要讲二程和杨时的学说；伊川的横渠书院，则是主讲张载的关学……这样的书院不少，尤其近年来，属于程学派的地方官员和大儒纷纷开办书院，宣扬程学，意图与王学争夺官方学术之位，使得这种讲授“异学异论”的私学越来越多。
像凤凰书院，被时下儒生称为“集天下学说之地”，就是最大的“异学异论”宣讲地——几乎各派学说都能在这里找到传扬者和拥随者。
由于学说太多，反应在对经义的诠释上便有不同，执讲夫子学派不同，宣讲的释义便不同。于是凤凰书院索性将各学派对同部经书的不同诠释集中刻印，比如一部，正解是王学注疏，而附解也有洛学、温学、关学的释义，如、等典籍均是如此。
这些集合了各家释义的经刻本刊行坊间，被坊间书局称为“凤凰刻本”，士人争相购置收藏，即使不赞同别家学说，但知己知彼，了解别家学说才能印证己方之理。
对于夫子们而言，讲学时也更方便了，按自己接受的学说，或讲王学注疏，或讲洛学、关学、温学注疏，在讲授自家学派释义的同时，还不忘抨击一下别家学派的注疏，言辞往往激烈……使得课堂颇为“活跃”。
这种新颖的经注方式和自由的授讲学风，给了学子们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也促使他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究竟哪家学派的释义才是最合圣人道理的。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景况：很多学子并没有全然接受一家学派的释义，而是此句信王学，彼句信程学……甚至只要是有道理，便不拘哪家学说。——这对考试并无影响，只要所答释义是书中标注的，均可得分。
渐渐的，便有越来越多的学子杂合接受了各家学说，甚至自己思考，对各派注解都提出疑义，通过学报和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学子之间的公开辩论越来越多，书院不得不将学子辩论从明道堂中移出来，而专门辟置一间“思辩堂”，供学子参辩。
不仅仅是学子们，书院的夫子们也在学术交流和争辩中审视学问。明道堂的学术辩论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热烈，许多知名硕儒都汇聚到京城，在明道堂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汇聚在书院的大宋顶尖学者们辩论交流。
而明道堂也成了大宋学者们心中的“稷下学宫”——各种学说学术争鸣辩议的殿堂，不拘有没有名气，只要提辩的观点通过明道堂的审核，便能布告召辩，公讲于堂。很多新颖的学术观点便是通过明道堂宣扬开去，而一个籍籍无名的学者也很可能因为一堂学术的阐发而迅速扬名。
在这种学术交流的氛围下，很多没有明确学派、或是兼修几家之学的夫子们渐渐形成了一种杂合学派，有些是从争辩中获得启发，有些是从新学科的授学中获得明悟，有些是萌生出对事对物对宇宙的新思考……所谓物以类分，人以群聚，这些杂合学派的夫子和学子便形成了一个群体，拥有了类似的观点和新的思想。
一个学派萌生了。
这个学派最先表现出来的核心是格物致知——穷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自然之理当然也在万物万理之中。书院的算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工械等格物学科都在格物致知的范畴内，这些学科的夫子和学子大多成了新学派的倡导人物——易学大家邵伯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个学派被称为“理学”。
卫希颜书了“理学”的题幅给邵伯温，很恶搞的抢了程朱理学之名。不过，“理学”之名其实是后世对宋代儒学的统称，狭义是指程朱理学，而在时下大宋，却的确是个新学派名。
名可秀认为“理学”这个名起得好。——道即万事万物之理。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究万物之理，而达大道之本。具现在“理”上，上为天人之理，中为道德性命之理，下为格物之理。
名可秀解释道：“天人之理是‘究天人之际’。孟子认为‘天人合一’，即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紧密相关，以‘我’去释‘道’——‘尽心，知性，知天’……”
卫希颜心道，这就是以主观去解释客观嘛。
“董仲舒是孟子‘天人合一’学说的发扬者，他以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的关系，得出五行‘贵阳而贱阴’，并认为这是天道的体现，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之论用于人道，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人伦之说。”
卫希颜噫了一声，想起她在朱雀书院开学致辞上由名可秀指点过的那篇发言稿，不由嘿然一笑，“如此说来，要想动摇阳尊阴卑之伦俗，还得从天人之道上去寻理？”
“不错，”名可秀也笑了一笑，说，“任何一种学说要想广流于世，都必得有根基，而天道便是最大的根基。——不攻此处，则世俗难移。”
接着，她又道：“汉儒之前，并非所有的儒者都认为‘天人合一’，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天人相兮’。荀子便是代表人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即是表明天和人互不干扰，各行其是。”
她沉吟着道：“若要攻击董仲舒的学说，一则以阴阳平衡的天道驳‘贵阳而贱阴’；二则以天人相离之学说，力证人即人，天即天，男女尊卑非是天道——这更难。”
卫希颜微微点头，与名可秀一起久了，她对这些古代圣贤的学说也泰半有了解。这些圣贤人物在后世是被称为哲学家的存在，而这些古代先哲们谈天说地时，总不离人，总不离伦理，是以用“天道”来说“人道”，又以“人”来为“天地立心”。——要想将天道和人道分割，难之又难。
其他且毋论，从哲学范畴来看——卫希颜不是哲学家，对哲学也毫无兴趣，但大体知道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之类的词义，以她这点哲学常识来认知，中国古代先哲们论证“天人之理”都不是单纯探究自然之道，而是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强调自然对人事的意义，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就很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研究自然只是为了说明物质的构造和自然的本原，很少把对自然的解释和人事纠结在一起，可说是为知识而知识。当然，他们也研究人，但对自然的探讨并不是以人为中心。
现今凤凰书院的译书馆已经翻译出大食文译写的一些泰西哲学著作，从中就能看出与中国先哲们的相异之处。
在宋儒眼中，泰西人是为了格物而格物，此为下道也。
名可秀并不忽视泰西物学，但她也对卫希颜道：“究天人之理是大道之上，而格物之理是大道之下。泰西之学致力于格物，华夏之学致力于致知——人之道德。前者作用于事，而后者作用于心。这就好比你说的技术与思想之关系，技术不进，则国弱民贫，但思想不进，则人无道德信仰，必陷物欲迷茫之困。”
卫希颜不由点头。
名可秀继续道：“所以‘理学’之二，必得研索道德性命之理。——国朝儒者善谈道德性命，此由王荆公而起。”
王安石为什么谈道德性命？——为矫世变俗。
王安石提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
并阐释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经虽亡，出于人心者犹在。”
把道德纳入人心，认为人人皆有这个道德，而人人都必须遵循这个道德。只能循而达，不能夺其道德。所以经虽亡，而道德仍存于人心。由此推及，人们应该尊重道德高尚的人，即使天子也应如此——“若夫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而以道德性命教化天下，则“得所以教，则虽嚣凶之民，触法而不悔者，亦将有善其心之用也”。
又说“命”，不独是个人的贵贱死生，当含“万物之兴废”，个人之命系于国家，是以国兴则命兴，国衰则命弱。——其“命”之说，成为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国不富，兵不强，民何安之？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以国家敛财为主，即使掠夺民利也在所不惜，盖因人之“命”系于国，为了国之富，暂时可夺取黎庶之利。
而司马光则反对王安石这一论说，提倡“国富民安”，国要富，但不能乱民生，而“人命大于天”，不可因国富而损黎庶之利。
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儒学中的经世功利派与道德治国派从学术分歧到政治分歧的斗争。
而之后兴起的二程洛学，因未能进入朝政核心，其道德性命学说便绕过政治，专究性理致知。
二程正式提出了“天理”概念，并将天理赋予新的内涵，称天理即是“三纲五常”。这又比董仲舒的学说更进了一步，名可秀嗤道“非为天理，而是荼毒之理。”
当年董仲舒提出“天道贵阳而贱阴”，以“君、父、夫”为天之阳面，“臣、子、妻”为天之阴面，以此确立君权、父权、夫权；并又引申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置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准则。——从而为“三纲”、“五常”赋予了天道外衣。
然董仲舒的学说毕竟是间接地以阴阳来论证三纲和五常，而二程的“天理”学说则是直接将“天理”等同于“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即“天理”。
如果说，攻击董仲舒的学说可以质疑其阴阳学说，但按二程的天理学说，质疑三纲五常即是质疑天理。——谁敢质疑天理？
“此等‘天理’若行之大道，则纲常不可撼动矣！”名可秀眉锋冷凝，说道，“二程学说多有可取处，唯‘天理者，纲常也’绝不可取！”这也是名可秀在朝堂和官方学术上“扬王抑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只是遏抑还不能动摇纲常之说，毕竟程氏之论有董仲舒之根基。——若是一个学说无法推翻，就只能湮灭，用新的阐释淹没它。”
名可秀眼眸深深的一笑，“所以，要有一个学派，建立新的学说。学派攻学派，方是正理。只要有争辩，就会有质疑。即使湮灭不了，搅浑水亦是好的。”
卫希颜笑着点头，“是极，是极。只有搅乱了固有的，才能将新的打进去，再慢慢扶植起来。”
名可秀扬眉一笑，接着道：“说了‘天人之理’，‘道德性命之理’，其三，就是‘理学’‘格物致知之理’了。这个‘格物致知’与程学视为核心的‘格物致知’不一样，这个‘知’，不是道德，是认知，是原理，具现为技，则用之于物，而惠于世。”
卫希颜点头，如果说理学的“天人之理”和“道理性命之理”是哲学和道德范畴，那么理学的“格物致知”就是指自然科学。
“泰西学的论证方式与墨家墨辩一派、先秦名家的‘正名实’之法类似，而儒学则讲究‘以心尽性’，二者各有所长。不过，墨辩和名家的正名实之法于格物致知有其独到处，衰落实是可惜……”
名可秀说着，眸光扫过书案上的二书，继续说道：“如今理学既立，墨学、名学之长亦应取之。——自宋以来，大儒者莫不以老子、佛家之说印证儒理，既如此，墨、名等诸学之长未必不能取之。”
名可秀说的墨辩是墨学的一支，而名家则是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核心的一个辩论派。
墨学在先秦时代和儒学同称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在墨子逝后，墨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墨家中的武者，成为游侠，称为“墨侠”；另一支被称为“墨家后学”，又分为“墨辩”和“墨实”——墨辩注重认识论、逻辑学，著书立说，与人辩论；而墨实则注重实践，在几何、光学、力学等方面都有研究。
凤凰书院的物理科和工械科的课本便编自于墨实的；而格物中运用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则来自于墨辩的认识学、逻辑学。
名家的学说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逻辑学。“名”即概念，“实”即事。盖因战国时期动荡，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提倡“正名实”，强调事物应“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物合乎名家所说的道理。因其辩证推理性极强，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人辩不能及，被贯之为“诡辩”——而今的讼师便是奉名家鼻祖邓析为祖师，当知名家辞辩之强，别家不及。
在名可秀看来，墨家和名家思辩方式对“理学”这个新学派很有用处。
学派之间的斗争，免不了辩议，包括文辩和舌辩，而引鉴墨辩和名辩之法则可令论说更为严密。
对于格物之学而言，其逻辑法更是大有妙处。即使格物学科的夫子和学子们还没有意识到逻辑学的重要性，但在平时的思考、写文、说话论辩过程中，他们将会有意识地使用概念、作出判断陈述、进行推理论证——这就是逻辑学。
如此，“理学”的“三理”便囊括全了。
上理为哲学，中理为道德，下理为科学。卫希颜心想，这种定义更全面，也更适合大宋这个时代，这里的学术土壤是以道德为核心，不谈道德便不足以立学。若“理学”单指科学，则失去了华夏思想最精粹的部分，更无法与其他学派抗衡。须知，早前格物学科的建立还是依托在“格物致知”的名头上，而这个“知”不是指知识，是指道德、天理。
卫希颜想着便不由笑出来，说她这只懂一招半式的野路子果然不如正统出身的。
名可秀扑哧一笑，说：“你经学只通一招半式，格物学还是有两招的，若将火炮学拿出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理学家了。”
卫希颜哈哈大笑，“这理学家的帽子太重，我可戴不起。你是理学大宗，我给提扫帚就是了。”
名可秀奇道：“我要你提扫帚做甚？”
卫希颜脸一板，做出副杀气腾腾之态，“将反对你的统统扫走。”
名可秀咯咯直笑，然后说：“扫帚莫若春泥，化作春泥更护花。”
“得，我成泥巴了。”卫希颜唉声道，“比扫帚更不如了。”
两人脉脉相视片刻，均扑声笑出。
名可秀那句一语双关的戏谑卫希颜懂，理学才刚刚萌生，恰如幼嫩的花骨朵，还无法与王学、程学相抗衡，需要成长的时间。
不提二人之间的笑谑，自“理学”正式定名后，便引起了大宋儒林的注目。
但正如名可秀所言，理学目前还没有出现能与王安石、二程、张载、司马光这些宗师级大儒并肩的人物，若易学大宗师邵雍健在自是另一番天地，而邵伯温虽然是当世大儒，但比起其父邵雍还是差了一截，尚不足为其他学派正视。
是以理学虽有了些名头，但在四大学派——王学、程学、温学、关学——的眼中，属于“名大于实”，不足以引起论战。而理学派的夫子们也颇谨慎，主要论述集中在凤凰书院划分的“格物学科”内，而经义则属于“文史科”，暂时还没有踩到其他学派争辩的学说上。
直到理学成立两年后，才有格物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提出“行在知先”的知行论。
事实上，这个知行论早在格物学科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但因涉及其他学派的知行论争议，理学派的夫子们并未在公开场合谈及。然而学子们却没这许多顾忌，便有工械科和地理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抛出“行在知先”论，受到文史科的学子犀利辩诘，因这个新知行论的理论根基尚不深，格物科学子败退。而即使在格物学科内，也并不是人人认同这种知行论。
也因如此，这种新知行论虽然公开提出来了，也未引起大范围关注。
像朱震、许景衡、何涣等人，便未听闻过。
叶梦得隐隐有些印象，他忖眉暗思，这“行在知先”似乎在哪听过，然后便想起正是就读凤凰书院地理科的次子叶桯提起过。
他目光沉了沉，看向章舜举，“这似乎是……理学的说法？”
章舜举拱手道：“叶参政博闻，这正是理学的知行论。——理学有很多论述对敝学堂的教学颇有益处。”
朱震等人皆愕然，怎么突然冒出理学来了？理学何时出了个知行论？
作者有话要说：嘿嘿，要造一个不一样的理学~~
这一章是关于学术、学派、思想之论，内容比较多，原想分成两章，又担心打破统一，索性便放在一起发了。分量比较足哦~~~166阅读网